这话击中了尹晴。她突然明白，悲伤不仅是关于失去，也是关于记住。当集体为了“保护”悲伤者而避免提及逝者，实际上是在加速逝者的社会性死亡——在公共记忆中被抹去。

“你想怎么记住他？”尹晴问。

春婶想了很久：“我不知道。就是……希望他的名字还能被提起，他做过的事还能被记得。不要因为他死了，就当他没存在过。”

那天晚上，尹晴失眠了。她思考着一个村庄应该如何对待死亡和悲伤。这似乎超出了“社区营造”的常规范畴——那些范畴更关注如何让活着的人活得更好，而不是如何与死去的人保持连接。

几天后，她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在村委会的公告栏上，贴了一张简单的告示：

“春婶的儿子阿强，今年三月因车祸去世，终年二十八岁。阿强在溪云村长大，曾就读村小，帮母亲经营餐馆，后考入大学，成为村里第一个建筑专业的大学生。他性格开朗，乐于助人，喜欢爬山和摄影。

如果你记得阿强，愿意分享关于他的记忆，可以写在纸条上投进村委会门口的信箱。这些记忆将整理成册，交给春婶。

溪云村是我们共同的家园，这里生活过、离开过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家园的一部分。”

告示贴出后，村里再次掀起波澜。

有人支持：“早该这样了，死亡不应该成为禁忌。”

有人质疑：“这不是在揭春婶的伤疤吗？”

有人困惑：“咱们村贴这个，游客看了会不会觉得晦气？”

但信箱里确实开始收到纸条。起初很少，一两条，后来渐渐多了。

一张孩子歪扭的字迹：“阿强哥哥教过我爬树，他说要抓紧，别怕。”

一张秀兰的字条：“阿强上初中时，经常来织娘坊帮他妈拿缝补的衣服，每次都礼貌地说谢谢。”

老康放了一张小画：一个少年在溪边扔石子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