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七月，消息来自大洋彼岸。

七月二日，华盛顿火车站。上任仅四个月的美国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在候车室里被一个叫查尔斯·吉托的枪手枪击。子弹击中了他的背部，穿透了脊椎，在体内停留了将近八十天。医生们用尽了当时所有的医疗手段——探针、冲洗、输氧、输血——都无法找到那颗致命的子弹。加菲尔德在病床上躺了两个多月，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体重从九十公斤掉到了六十公斤，最后在九月十九日因感染和失血过多去世。

副总统切斯特·艾伦·阿瑟随即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二十一任总统。

消息传到北京，洪天贵福正在乾清宫批阅奏折。他放下朱笔，沉默了很久。

这几年，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太平了。

“曾纪泽。”他叫了一声。

“臣在。”

“拟一道旨，以朕的名义向美国发去唁电，对加菲尔德总统的遇刺表示哀悼，对阿瑟副总统的就职表示祝贺。正常的外交礼节，不必加码，也不必缩减。”

“是。”

欧洲大陆的合纵连横还在继续，美洲大陆的政治动荡也在发酵，而非洲大陆的烽火，则在这同一片天空下燃得正旺。

之前四月二十四日，法国以“边界安全”为借口，向突尼斯发动了进攻。二十天内，法军占领了突尼斯全境。突尼斯贝伊被迫签订《巴尔杜条约》，将国家的军事、外交、行政大权全部交给法国，沦为法国的“保护国”。突尼斯的沦陷在欧洲引起了一阵震动，但很快就被其他新闻盖过了——在这个年代，列强瓜分地盘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割让一个国家就像割掉一块蛋糕，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三个月后发生的事，让所有人都无法再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