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翠英看完，手指点在第三条：“联系单位可以，但离婚不是写一张纸就能成。对方是现役军人，公社还得先调解，也要听他的意见。”

“我知道。”沈知夏说，“我今天递的是意思和事实，不是假装已经办成。”

“沉川这些年在外表现一直好。若他回来愿意管，你是不是再考虑？”

“他回来管，是他本来就该做的。”

“夫妻过日子，总得给人改的机会。”

沈知夏望着窗外。生产队院里晾着几条洗旧的麻袋，被风吹得一下鼓起，一下瘪下去。

“何主任，我等过。”她说，“小满出生时我等他回来。孩子咳了几个月，我等他的回信。陆家说驻地不让随军，我也等他哪天亲口告诉我。今天若我再晚醒半个时辰，女儿已经在去县里的路上。”

她没有提重生，也不必提。只这一世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就足够支撑她的决定。

“我不是不给他开口。我把材料送到他手里，就是让他本人开口。但他开口以后，我也有权说不。”

何翠英沉默了一会儿，把第三条抄进正式记录：“我会向公社汇报。是否离婚，等调解时你再当面说。”

沈知夏又问：“明天去邮电所，需要什么？”

“户口簿、结婚证明最好都有。你拿不到户口簿，就由生产队开身份和家庭关系证明，再带今天的情况说明。”

“我没有路费。”

这是她眼下最实际的难处。口号能说出口，去公社却要坐车，小满看病也要钱。她从前挣的工分都记在陆家大账上，手里连一元整钱都找不出。

马长顺翻了翻工分簿：“年终分配还没全结，不能现在单独支现钱。不过可以给你开一张未结工分证明。”

“证明不能买车票。”周桂芬的声音从窗外传来。

沈知夏下意识摸了摸空荡荡的衣袋。结婚五年，她经手过全家卖猪、交粮、买盐的钱，却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纸币。过去她总把这当成一家人不分彼此，如今才明白，手里没有一分钱的人，连去十几里外问一句真话都得先求人。

她竟一路跟到办公室，隔着窗冷笑：“想查账可以，想去公社自己想办法。陆家一分钱也不给。她既然要离婚，从今天起粮、柴、药，全自己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