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答道：“我叫孙桂枝，吴启顺是我男人。他在东边染厂烧锅炉。这药，他吃了两瓶。昨晚人倒在炉门边上，厂里把他送去了诊所。大夫收了四角，还欠六角。我要问问，这上头的‘可治肺痨’，是哪一位写的。”

严经理让杜升把梁校对和朱伯伦请下来，又把临街的半扇门合上。门没有上闩，柜台外仍能看见街面，只是来往的人不再一眼望见桌上的药瓶。

梁校对先核收据。第一张开在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二张是一月十日，每张四角五分。收据背面都有益生药号的椭圆戳，第二张的纸更新，墨迹也没褪。诊所欠单开在昨夜，病人姓名写作吴启顺，下面只写“留诊、病势重”，另有已收四角、尚欠六角。

梁校对问孙桂枝：“这张旧广告，是何时拿到的？”

孙桂枝指着去年那张报纸，回答梁校对：“头一回买药时，药号柜上拿给我的。他们说书馆的报也登了，识字的人都看得见。我识得几个字，‘肺痨’两个是请隔壁账房先生认的。第二回买药，柜上的人还指着这句话，说一瓶不够，得接着吃。”

严经理问孙桂枝：“吴先生服第一瓶以后，可曾去过诊所？”

孙桂枝回答严经理：“去过门口，没进去。那天轮到他添煤，少一个人，整炉布就要坏。他向工头告半日假，工头把两角扣钱写给他看。他身上只有五角，药是四角五分，诊所进门先收四角。他从药号出来时说，既然报上写能治，先把工钱保住。那一瓶见底，咳嗽有两日轻些，他便更信了。”

梁校对问：“第二瓶是他自己去买的？”

孙桂枝说：“是我去的。他一月十日早上咳了血，药号伙计听我说第一瓶吃完，仍照原价拿了一瓶，叫我一天三次，不要断。我问过肺痨能不能治，伙计用手点柜上贴的旧广告，说报馆登得清楚。我回去把每次服药记在瓶签背面，怕他烧炉时忘了。昨夜那一口血出来，人就扶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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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到这里，把空瓶转了半圈。瓶签背面有几道铅笔短线，前几道被药水洇开，末一道停在卷起的纸边。严经理没有数那些线，只叫杜升把瓶签情况也记进待核一栏，等诊所和药号分别认。

梁校对又问：“今天这张新印的，您从哪里拿到？”

孙桂枝从袖筒里抽出一张折成四折的新广告，回答梁校对：“今早我去药号找掌柜。柜上正拆木匣，伙计说书馆又印了，药不会有错。我拿了一张就过来。旧的新的都一样，你们先告诉我，字是谁写的。”

朱伯伦接过两张广告。去年十一月的旧版，正是他在底稿簿里见过的那张，药效句从药号来样照排，修改栏空着。今天的新印纸还硬，右下角的书馆地址刚蹭掉一点湿墨，药效句完整地落在药瓶下面。

新广告的纸比旧报厚，瓶图也清楚。去年那版的“可”字被折痕切去半边，今天这张上，八个字没有一处被遮。朱伯伦昨夜坚持留下的“据药号指定”只写在馆内经手单上，广告正面看不见来样、委托和校改。买药的人只能看见书馆地址、药号印记，以及那句摆在药瓶底下的中文。

朱伯伦先把两张收据按日期排好，随后对孙桂枝说：“吴先生买这两瓶药时，我还没有进书馆。去年这张广告是药号送来的中文样，书馆照样排印，修改栏没有我的名字。今天这张才经我的手，印出来还不到两个时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