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仁赡退出崇政殿时，脚步有些虚浮。

殿门在他身后合拢，发出一声沉闷的响。他站在廊下，秋日午后的阳光刺得他眯起眼。手心里全是汗，那份文书被捏得起了皱。

“王承旨，这边请。”

引路的太监面无表情，做了个请的手势。王仁赡跟着他往外走，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李玉最后那句话。

太常寺的瘸腿账房。

李玉怎么会知道这个人。

这个人连枢密院知道的人都不超过三个。

他深吸一口气，把文书塞进袖中，脚步加快。不管怎样，必须先把消息送回汴梁。得尽快。

出了宫门，王仁赡没回驿馆，直接拐进城南一条僻静的巷子。巷子尽头是一间不起眼的药材铺，铺面半掩着，门楣上挂着褪了色的匾额——惠安堂。这是宋国在金陵埋了十几年的暗桩，知道它的人不超过五个。王仁赡推门进去，掌柜抬头看他一眼，两人目光一碰，掌柜便转身掀开通往后院的门帘。后院里有一间堆放草药的库房，墙角堆着几捆干姜，搬开干姜，是一块活动的青砖。砖下压着一只木匣，匣子里有笔墨、帛条和一只驯好的灰隼。王仁赡蹲在地上，借着天井漏下来的光，在帛条上写了十几个字——“太常寺瘸腿账房已暴露，速查此人底细。泗州粮草被烧，两月内难补齐。南唐内部空虚，但有所防备。议和条款不可接受，建议拖延。”写罢，他把帛条卷进灰隼脚踝的铜管里，盖上盖子。灰隼扑棱棱飞起，穿过天井，往北去了。

王仁赡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灰。他站在后院的天井里，抬头看着灰隼变成一个小黑点，没入云层，然后长长吐出一口气。他活了五十三岁，在宋唐之间穿梭了十几年，从没像今天这样慌过。不是因为那张太常寺的设计图——图纸的事他早就知道李玉会拿来做文章。他慌的是李玉的语气。那不是虚张声势的威胁，而是一个早已把底牌摸得一清二楚的人，随口说出一个细节时的从容。这意味着，南唐在汴梁城内，也有同样的眼线。而且埋得比他更深。他得把这个判断也传回去。

崇政殿内，李玉还靠在御座上，没动。

萧望津站在案前，等了一息，才开口：“陛下，王仁赡回去之后，赵匡胤那边恐怕不会善了。”

“朕知道。”李玉的声音有些哑。他从御座上站起来，肩背挺得很直，但萧望津注意到他按在扶手上的手指微微发白，是用力过度的痕迹。

“他不会善了，但他也不敢立刻动手。”李玉走到窗边，推开窗。凉风涌进来，吹得案上的文书哗啦啦响，“泗州的粮仓烧掉一万两千石，宋军要在霜降前补齐这批粮草，至少得两个月。这两个月，是朕的窗口期。”

萧望津沉默了一会儿。

“陛下，这两个月，咱们自己也撑得很苦。”

李玉没回头。

“朕知道。”

他当然知道。国库的账册他每天都在看，那些数字像一块块石头压在心上。常平仓的存粮还剩不到四成，铁料只够军器监维持三个月的生产，铜钱铸造因为缺铜几乎停滞。户部能调用的现银，只有四万三千贯。

四万三千贯。

光是支付阵亡将士的抚恤银，就得花掉一半。

萧望津像是看出了他在想什么，低声道：“陛下，秋收还有两个月。只要撑到秋收，赋税收上来，局面就能缓过来。”

“秋收。”李玉转过身，嘴角浮起一丝苦笑，“郑明远经手的户部，秋税预征了多少？”

萧望津的眉头拧起来。

“按去年的额，预征了四成。但许多州县报上来的数目不足。江州报了七成，洪州报了六成。舒州更是只报了五成。地方上都在叫苦，说是今年春旱，夏又遇疫，实在收不上来。”

“收不上来。”李玉重复了一遍这三个字，语气很淡，“是收不上来，还是不想交？”

萧望津没答。

这个问题不用答。南唐的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大大小小的豪族乡绅把持着田亩清丈和税粮征收，地方官要么跟他们沆瀣一气，要么被架空。朝廷的赋税政令到了下头，早就变了味儿。

“郑明远在户部这些年，从来没动过这个问题。”李玉坐回御案后，翻开一本账册，指着其中一页，“你看，舒州今年的税粮报的是五成，但舒州的实际田亩按照先帝时期的清丈，应该是现在的两倍。多出来的田，谁的？”

萧望津低头看了一眼账册上的数字，眼皮跳了一下。

“陛下的意思是……”

“朕的意思是，郑明远不是唯一的问题。”李玉合上账册，揉了揉太阳穴。这个动作他已经做了无数次，太阳穴的位置被揉得发红。“他只是一个棋子。真正的棋盘，是整个南唐的官僚体系。这套体系，从里到外都在漏。朕现在有兵、有枪、有粮，但没钱。而钱，被堵在了从州县到朝廷的路上。”

他在说这话的时候，右手食指在桌面上画了一个圈。萧望津注意到那个圈——从金陵画出去，经过江州、洪州、舒州，再回到金陵。那是一条税收的路径，每一站都在漏。这不是一个年轻的皇帝在发脾气，这是一个在头脑里把整个国家财政系统拆解过一遍的人，用一个圈就画出了全部的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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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望津沉默了数息，然后抬起头。他今年三十岁，在朝堂上不算老，但他见过三任户部尚书，没有一个敢动这个问题。先帝在的时候，也曾在酒后拍着案子说要清丈田亩，第二天便被一帮老臣劝住了。理由是“恐生变乱”。这四个字，是南唐官场上最好用的挡箭牌。

“陛下既然看到了症结，想必已有解法。”

李玉看着他，忽然笑了。

那笑容有些疲惫，但疲惫底下藏着一丝锋锐。

“解法是有。但朕需要一把刀。”

“刀？”

“能切开那块铁板的刀。你替朕找。”

萧望津没有立刻应。他在朝堂上摸爬滚打这些年，当然明白李玉说的是什么。清丈田亩。清理隐田。整顿税赋。这三件事，每一件都是捅马蜂窝。南唐立国以来，不是没有皇帝想过要动这个，但最后都不了了之。阻力太大了。那不是几十个官，而是一整张网。从州县到朝堂，从户部到御史台，每一条线上都趴着靠隐田吃饭的人。

“陛下，”他斟酌着用词，“此事牵涉太广。恐怕需要从长计议。”

“朕知道牵涉太广。”李玉的声音很平静，“所以朕不打算现在动。秋收之前，先做一件事。”

“什么事？”

“减税。”

萧望津愣住了。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陛下，国库现在——”

“朕知道国库现在的情况。”李玉打断他，语气忽然变得很笃定，“但百姓的情况更糟。春旱加疫病，多少农户颗粒无收。这时候再按去年的额去收，就是逼他们卖田卖地。田卖了，明年更交不上税。这是一个死循环。”

他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着的南唐舆图前。这幅舆图是虞素问花了两个月重新绘制的，用的是新式的比例尺画法，每一条河道、每一座城池都比旧图精确得多。李玉的手指点在江南东路的位置，从江宁往南划了一条线。

“朕要下旨，江南东路受灾最重的五个州，今年秋税全免。其余各州，减半。”

萧望津的嘴唇动了动。他是户部出来的，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按照去年的秋税额度，江南东路五州全免加上其余各州减半，国库将减少将近两万贯的收入。而现在国库的现银，总共才四万三千贯。这等于是在一个流血的人身上，又开了一道口子。但萧望津没有说这些数字，因为他看到了李玉的眼神——那不是一个在赌的人在掷骰子，那是一个把所有可能性都算过一遍之后，选择走最窄的那条路的人的眼神。

“臣领旨。”萧望津躬身，“减税的诏书臣即刻去拟。另外，陛下——此事一旦公布，朝中必有反对。”

“谁反对，让他来见朕。”李玉转过身，“朕跟他算账。”

萧望津不再说什么，躬身退出崇政殿。他走到廊下的时候，秋风吹得他衣袖猎猎作响。他站在那里，忽然想起一件事——刚才李玉说“朕跟你算账”的时候，他注意到案角上压着一张纸，纸上密密麻麻写着几排细小的字，像是某种他从未见过的算式格式。那些符号他看不懂，但旁边的小字注解他认得——“税基扩大弹性系数”、“短期赤字承受阈值”、“豪族抵抗强度预估”。这些词萧望津一个都没听过，但他隐隐觉得，这位年轻的皇帝脑子里转的，远不止减税这一件事。

殿里安静下来。

李玉坐回案后，拿起笔，在一张空白的宣纸上写了四个字——减税。写完，他又在下面画了一条线，线的另一边写上另一个词：清查隐田。

这两个目标，一个是收买民心，一个是割豪绅的肉。

他当然知道现在减税会让国库更吃紧。也许撑不过这两个月。但他更清楚，如果不在秋收前稳住自耕农，等到明年春荒一起，南唐内部的矛盾就会像干柴一样被点燃。洪武皇帝朱元璋的明王朝是怎么崩的？李自成是怎么打进北京的？追根溯源，就是农民被赋税逼得卖田卖地，最后变成流民。流民是任何王朝的癌细胞，从内往外烂。他不能让南唐走这条路。

他揉了揉眉心。

脑子里的现代经济学模型还在转。短期内减少税收，但通过清丈田亩扩大税基，长期来看能增加财政收入。这个道理他懂。但问题是，南唐的官僚体系能不能支撑这个方案？地方官有没有能力执行？豪族会不会反扑？

每一个问题都是未知数。

他正想着，殿外传来脚步声。

吴守诚到了。

吴守诚进来的时候，额头上有一层薄汗。他今年五十三岁，在户部做了二十年官，从主事做到尚书，靠的是三个字——不出错。不做贪官，不做能臣，只做一个不出错的人。他从先帝时期就学会了一个诀窍：每本账册都做两份，一份真的自己藏着，一份给上面看。郑明远当户部尚书的时候，他每年都要在假账册上配合郑明远虚报三到四成的支出，然后把真账册藏在自家书房的地砖下面，藏了整整十二年。十二年里，他每晚睡在那块地砖上面，总觉得砖头是凉的。比冬天的井水还凉。

小主，

但这两个月，他出的错比二十年加起来都多。

或者说，是被逼着出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