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十四年，三月十八至十九，武昌。

短短两日，武昌城的气氛诡谲到了极点。表面的喧嚣与暗地里的死寂，狂热的口号与冰冷的恐惧，奇异地交织在一起，如同冰层下涌动的暗流，表面光滑平静，内里却随时可能天崩地裂。

倪文俊登基大典的筹备，以惊人的速度推进着。皇宫内外，披红挂彩，大红灯笼从宫门一直挂到奉天殿，在风中摇晃，像一串串血色的果实。工匠日夜赶工，锯木声、敲打声、油漆味混在一起，将原本的“汉王宫”装点得更加富丽堂皇，处处透着一种急不可耐的喜庆。丞相府发出的公文雪片般飞向各地，措辞从“丞相钧旨”悄然变成了“摄政王谕”——那“摄政王”三个字，写得格外用力，墨迹饱满。城中大小官员、将领，无论内心如何作想，表面上都忙不迭地表忠献礼，门庭若市，送礼的队伍排到了街口。市井之间，关于“新皇登基，大赦天下，减免赋税”的流言也悄然传播，引得一些不明就里的百姓生出些许虚幻的期待，幻想着日子能好过一些。

然而，在这浮华喧嚣的表象之下，是令人窒息的恐怖清洗。

“黄头军”的搜捕非但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以“彻查赵普胜余党，肃清宫变同谋”为名，大批中下层军官、胥吏、甚至仅仅是曾与赵普胜、苏仲达等人有过正常公务往来的官员，被突然闯入家中的军士带走，投入大牢。惨叫声、哭喊声、砸门声，在深夜的街道上此起彼伏。严刑拷打之声日夜不绝，从牢房深处传出的哀嚎，让路过的人都背脊发凉。天牢人满为患，连走廊上都塞满了囚犯。菜市口几乎每日都有“逆党”被公开处决，刽子手的刀都砍钝了，换了三把。血淋淋的首级悬挂在城门和衙署前，以儆效尤，苍蝇嗡嗡地围着飞，乌鸦在城头盘旋。

倪文俊的心腹将领、谋士，借着这股“东风”，大肆排除异己，安插亲信，攫取权位。整个武昌官场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官员们上朝时连大气都不敢出，生怕说错一句话，就被扣上“逆党”的帽子。

更令人心悸的流言在私下疯狂传播，版本日益惊悚：倪文俊已备下鸩酒，只等徐寿辉签下“禅位诏书”，便送他“升天”；登基大典后，将进行更彻底的血洗，凡非其嫡系者，皆在铲除之列；甚至有人说，倪文俊欲效仿蒙古旧俗，以“从逆”为名，坑杀数千降卒以立威……

恐慌如同瘟疫般蔓延。那些原本对倪文俊跋扈心存不满却又不敢言的官员将领，那些与赵普胜旧部有牵连、或仅仅是身处敏感位置的非嫡系人员，个个如坐针毡，寝食难安。他们互相试探，眼神交流中充满了惊疑与绝望。有人开始暗中变卖家产，有人托病不出，有人悄悄在枕头下藏了一把匕首。

苏仲达、张必先、王奉国等人按照陈友谅的部署，像最阴险的毒蛇，悄无声息地游走在这片恐慌的土壤中。他们在茶馆里“偶遇”，在酒楼里“叙旧”，在深夜的后门“碰巧”遇见。他们精准地将“唇亡齿寒”、“唯有陈将军可制衡倪贼”、“欲寻生路，当早作打算”的暗示，种入一颗颗惊惧的心中。像播种一样，一粒一粒，埋在土里，等着发芽。

与此同时，关于朱元璋的威胁，也被刻意放大、扭曲、传播。江面上偶尔出现的“不明船影”，下游城镇传来的“遭遇小股明军斥候”的含糊消息，被无限渲染，添油加醋。陈友谅每日“兢兢业业”地巡视江防，站在船头，迎着江风，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他不断向丞相府禀报“敌情变化”，请求增调物资、加强戒备。军报一封接一封，措辞一次比一次紧急。

倪文俊虽不全信，但也不敢大意。对陈友谅水师的依赖无形中加深，对其本人“恪尽职守”的表现，倒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只是心中那根警惕的弦，始终未曾放松，像一根绷紧的弓弦，随时可能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