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站出来的是王勇。他走到磨盘前，从柴堆里抽出一把柴刀——那是他平时砍柴用的，刃都崩了，缺口像锯齿。他把柴刀在磨盘石上“嚯嚯”磨了两下，火星四溅，刀刃在月光下闪了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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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权哥干。”他说，声音不大，但斩钉截铁。

第二个是个半大小子，才十五，叫王小石。他爹去年累死在蒙古人的工地上，尸首都没找回来。小子从怀里掏出把匕首，是他爹留下的唯一遗物，刀鞘都朽了，刀身锈迹斑斑。

“我也干。”他说，眼睛红着，像兔子，但没哭。

第三个，第四个……一个接一个。男人们走出来，有的拿着锄头，有的拿着镰刀，有的只有一根削尖的扁担。最后，三百个汉子全站出来了，一个没走。

女人们也出来了，默默站在男人身后。她们不说话，只是看着自己的男人、儿子、兄弟，眼神里有恐惧，有不舍，但更多的是决绝——她们知道，男人们这一去，可能就回不来了。可不去，也是一起饿死。

王权的妻子去年就走了，是生孩子时大出血。接生婆说，要是有口参汤吊着，或许能活。可王家连米汤都喝不上，哪来的参？女人抓着王权的手，眼睛一直看着刚出生的女儿，直到咽气。那双手，从温热到冰凉，王权一辈子都忘不了。

现在女儿一岁了，在王权妹妹怀里抱着，睡得正香。小丫头瘦得很，但睡得很沉，小嘴抿着，偶尔咂巴一下，像是在梦里吃到了什么好东西。

妹妹走过来，把一个小布包塞进王权手里。王权打开，是半块饼，掺了麸皮，硬得像石头。这是妹妹从自己嘴里省下的。

“哥，活着回来。”妹妹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亮晶晶的，但没掉下来。

王权点头，把饼揣进怀里，贴肉放着。他重新跳上磨盘，最后一次看这三百弟兄。

“好，都是王家好儿郎。”他说，“现在，听我安排。”

他蹲下，用树枝在地上画邓州城的简图。虽然他没进过几次城，但这些年送粮、交租，对城里的格局门儿清。

“邓州城四个门，咱们主攻西门。为啥？因为我本家侄子王顺，今夜当值守西门。”王权在西门位置画了个圈，“王顺是我五叔的孙子，在守备营当个小旗。我上个月找过他，他说，只要咱们起事，他开城门。”

“可靠么？”有人问。

“可靠。”王权说，“他娘是我堂姐，去年病重，是我卖了祖传的玉佩，请大夫救回来的。他欠我条命。”

众人点头。

“进城后，兵分三路。”王权继续画，“第一路，我带五十人，直扑春香楼。秃鲁花那狗官，每夜必宿在那儿，雷打不动。咱们在他睡梦中宰了他，提头示众。”

“第二路，勇子带一百人，去粮仓。粮仓守军三十人，大多是老弱。记住，占了粮仓立刻开仓，但别让百姓乱抢——排队发，每人三升。发粮的时候要喊：‘红巾军开仓放粮，穷苦人都有饭吃’！”

“第三路，小石带剩下的人，控制四门，尤其北门。北门是通往汴梁的官道，要留人把守，但别封死——给守军留条逃路，他们才不会死战。”

安排妥当，王权站起身：“都听明白了？”

“明白了！”

“好，现在各自回家，跟家里人道别。丑时三刻，村口集合，出发。”王权顿了顿，声音低沉下去，“这一去，可能就回不来了。有啥话，现在说。有啥东西，现在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