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州城西三十里，王家庄。

说是庄，其实只是渭河滩上一片窝棚。土坯垒的墙，茅草盖的顶，一场大雨就能冲垮半边。庄子东头那棵老槐树下，聚集着三百多个汉子，个个面黄肌瘦，破衣烂衫，可眼睛里都烧着一团火。

王权站在槐树下的磨盘上，看着这些同族的兄弟、叔伯、子侄。月光很淡，像层灰白的纱蒙在人脸上，每个人的皱纹里都积着洗不掉的泥，每双手的虎口都裂着深深的口子——那是常年握锄头磨的。

“都到齐了？”王权问，声音嘶哑。他四十出头，可看上去像五十，背有点佝偻，那是常年弯腰种地压的。只有那双眼睛，在深陷的眼窝里亮得吓人。

“到齐了，权哥。”回话的是他堂弟王勇，三十来岁，左耳缺了半片——是前年交不起租，被管家用鞭子抽的。

王权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一把刀。刀是三天前刘承业派人送来的，用油布裹了三层，还有封信。信上字不多，就几句：“王大哥，颍州已举事，诛秃满，开粮仓。闻邓州大旱，民有菜色。此刀赠兄，愿兄为邓州百姓谋条活路。五月二十五，午时，四地同举，互为声援。若成，弟当亲赴邓州，与兄把酒。若败……黄泉路上，弟先行一步，为兄开道。”

王权不识字，是请村头老童生念的。老童生念完，手抖得信纸哗哗响。王权接过信，看了很久，然后小心折好，贴身放着。

现在他拔出刀。刀刃在月光下泛着幽蓝的光，像一泓秋水。刀身上有细密的云纹，那是百炼钢才有的纹路。刀柄裹着牛皮，已经摩挲得发亮，不知之前是谁用的，也不知杀过多少人。

“都看清了。”王权举起刀，让每个人都看见，“这是颍州红巾军送的刀，是好刀。可光有好刀不够，还得有好胆。”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一张脸，“咱们王家庄，七十八户，三百零九口人。去年饿死十九个，今年开春到现在，又饿死十一个。村东头老五叔，三天前走的，走的时候抓着我的手说：‘权子，给孩子们找条活路’。”

人群里响起压抑的抽泣。是女人的声音，但很快被捂住了嘴。

“活路在哪？”王权声音提高了，指着邓州城的方向，“在城里！在粮仓里！官府粮仓有粮八千石，可咱们一粒都吃不到！为啥？因为咱们是汉人，是佃户，是贱民！蒙古老爷说，汉人只配吃糠，不配吃粮！”

“可咱们也是人！”王勇嘶声喊出来，脖子青筋暴起，“咱们也种地，也流汗，粮是咱们种出来的，凭啥吃不上一口？”

“凭啥？”王权笑了，笑得惨然，“就凭咱们手里没刀。”

他把刀插回刀鞘，拍在磨盘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可现在，咱们有刀了。不光有刀，还有三百条汉子，三百条被逼到绝路的命！明日午时，颍州、徐州、襄阳、邓州，四地同反！咱们杀进邓州城，宰了秃鲁花那狗官，开仓放粮！让咱们的爹娘有饭吃，让咱们的孩子能活！”

人群骚动起来。有兴奋的，有害怕的，有犹豫的。

一个老汉颤巍巍走出来，是王权的三叔，村里辈分最高的。

“权子啊……”老汉老泪纵横，浑浊的眼泪顺着脸上的沟壑往下淌，“造反……是要诛九族的……咱们王家，从你太爷爷那辈就在这渭河滩上种地，安安分分一辈子……这、这一反，祖宗祠堂都得被刨啊……”

王权跳下磨盘，走到三叔面前，扑通跪下。膝盖磕在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三叔，侄儿不孝。可侄儿问您——祠堂重要，还是活人重要？祖宗牌位重要，还是您孙子狗蛋的命重要？”

他转身，从人群里拉出一个三四岁的男孩。男孩瘦得脱了形，脑袋显得特别大，眼睛凹陷着，被这阵势吓得直往爷爷身后躲。这是三叔的孙子，爹娘去年都饿死了，就剩这根独苗。

“三叔，您看狗蛋。”王权把孩子抱起来，轻得像一捆柴，“他才三岁，可您记得他上次吃饱是什么时候？正月十五，我偷偷从地里刨了半块冻坏的地瓜，煮了汤，他喝了三碗。就那三碗稀汤，他记到现在，见我就问：‘权伯，啥时候再喝甜汤’。”

老汉抱着孙子，哭得浑身发抖，肩膀一耸一耸的。

“咱们不反，狗蛋熬不过这个夏天。”王权声音哑了，“咱们反了，或许能给他挣条活路。三叔，您要骂就骂，要打就打，可明日这反，侄儿造定了。不仅我造，咱们王家三百口人都得造！因为不造，就是等死！”

他重新站起来，转身面对众人：“现在，愿意跟我干的，留下。不愿意的，现在就走，我不怪你，只求你别说出去。”

人群沉默。只有夜风吹过槐树叶的沙沙声，还有远处渭河的水声，哗啦哗啦，像在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