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四年秋，当东南五省第一批排演成熟的《白毛女》与《周扒皮》戏班，手持盖有总督府大印的巡演勘合与新军护卫凭信，离开杭州澄心园，驶向那些阡陌纵横的州县村镇时，一场远比清丈田亩更为微妙的“战争”，悄然拉开了序幕。

起初，这并未引起太多真正的警惕。

在士绅官僚、乃至许多地方官员看来，这不过是靖海侯陈恪在清丈受挫后，一种上不得台面的“报复”与“宣泄”。

用俚俗戏文骂骂人，出出胸中恶气，虽失体统，却也显得这位侯爷黔驴技穷，只能耍些市井手段，反衬出他的无奈与外强中干。

许多人在茶余饭后谈及此事，不免带上一丝轻蔑的哂笑。

“听闻靖海侯召了十几个戏班，关在杭州排了两个月的戏，排的竟是什么《白毛女哭坟》、《周扒皮夜半鸡叫》……听听这名字，何等粗鄙！”

“可不是么！据说那戏文里，将乡绅富户描画得如同阎罗夜叉，专一欺压良善，强占民女，盘剥佃户，端的是不堪入目。侯爷这是被清丈之事气糊涂了，竟用起这般下三滥的招数。”

“哼，由他骂去！几出荒腔走板的野戏，还能唱塌了天不成？我等诗礼传家，积善余庆，岂是几句戏文能污蔑的？他陈子恒有本事，就靠着唱戏把田亩清丈下去，把赋税收上来！”

“倒也未必全是坏事。侯爷以此泄愤，总好过他再行那等激烈手段。他爱唱，便让他唱，唱累了，唱得没趣了，自然也就消停了。咱们只当是街边来了耍猴的，看个热闹罢了。”

持有此类想法的人，在东南士绅阶层中占了大多数。

他们根深蒂固的傲慢，对自身道德与法理优势的自信，以及对泥腿子们天然的低视，让他们低估了那些粗糙戏文所能承载的力量，也误解了陈恪此举的真正意图。

他们将这视为失败者的呓语与骚扰，不屑一顾，甚至有些乐于见到这位权势滔天的靖海侯，用这种“自降身份”的方式来展示其“虚弱”。

朝廷方面的反应，也大抵如此，甚至更为“宽容”。

弹劾的奏章自然少不了。

都察院的御史、六科的给事中们，很快便抓住了这个新的“把柄”，言辞激烈地抨击陈恪“不务正业，以总督之尊，行俳优之事”、“编排俚俗戏文，诋毁乡绅，蛊惑愚民，败坏风俗”、“有失朝廷体统，辜负陛下重托”。

他们引经据典，从孔夫子“放郑声”讲到历代昏君宠幸伶人误国的教训，试图将陈恪描绘成一个沉溺声色、用心险恶的奸佞。

然而，与清丈田亩时那种触及根本利益的同仇敌忾不同，此次弹劾，在朝堂上并未形成上次那般汹涌的合力。

很多中高层官员，甚至一部分阁部大臣，内心对陈恪此举的真实看法，与东南的士绅们相去不远——认为这是受挫后的发泄，是上不得台面的小伎俩，固然令人不齿，但危害性似乎远不如动他们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