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定条约中约定，中日双方自 1932 年 5 月 5 日起停止一切敌对行为，战场限于上海周围地区。看似和平降临，但细看条款，屈辱尽显：上海市区及周围被划定为非武装地带，虽由中国警察接管，却明确规定中国军队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而日本军队则“撤”至 “一?二八事变” 前驻地，但仍允许部分日军“暂驻”毗连地区，如同在中国咽喉旁留下一把随时可以再次刺入的尖刀。
这场持续了近三个月，双方付出了数万人伤亡代价的惨烈战争，最终竟以这样一种城下之盟、屈辱不堪的结果收了场！王汉彰拿到协定的具体条款文本时，手指因用力而微微发抖。他不由得想起詹姆士先生早些时候那冷静到近乎冷酷的分析，如今一语成谶。
看似一触即发、可能引爆全面大战的淞沪抗战，真的如他所预料的那样，被严格控制在了“局部冲突”的范围内，迅速开始，又以一种极不平衡的方式结束了。
而最关键的是，日本人完美地借助了一·二八事变牵制了国际和国内大部分注意力的时机，在他们处心积虑经营的东北，悍然宣布了伪满洲国的成立！
虽然全国上下一片哗然，南京国民政府也发表了措辞最为激烈的抗议通电，但是在日本人强大的武力现实和既成事实面前，一切的抗议和悲愤，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木已成舟，生米煮成熟饭，一切，似乎都已经尘埃落定！这种深深的无力感，蔓延在每个国人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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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海的战事和东北的巨变，像两块巨大的陨石砸入中国这潭深水，激起了滔天巨浪，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局势，但是，处在华北平原前沿、理应风声鹤唳的天津卫，在这段诡异的时间里，却呈现出一种异常安静！
整整两个多月的时间，那个像附骨之蛆一样盯着王汉彰和兴业公司的日本青木机关特务头子茂川秀和，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露面。不仅是他，连平日里在天津街面上甚是活跃、飞扬跋扈的日本各类特务、浪人，其公开的活动也几乎像是骤然消失了一般，收敛了许多。
这种异常的平静，非但没有让王汉彰感到轻松，反而像是一块更沉重的石头压在了心上。他深知，这绝非日本人发了善心，要么是他们正集中精力消化东北和处理上海停战后的利益分配，无暇他顾。等到他们腾出手来，迟早还是要和自己图穷现匕的。
王汉彰这段时间也并没有闲着，或者说，他强迫自己忙碌起来，用具体的事务来填充时间，麻痹神经，暂时忘却那些令人沮丧和愤怒的家国大事。他将巨大的精力投入到了那家从希腊大毒枭马乐马拉斯手里连坑带骗弄来的真光电影院的改造与装修工程上。
这件事，成了他在乱世洪流中，能够安身立命的重要支柱。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茶楼不但能够带来巨额的利润，也能够搜集更多关于日本人的情报！有了这两点，他才能在与日本人的周旋中，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这段时间他事无巨细，亲自过问设计图纸、材料选购、工人调度，几乎把兴业公司和泰隆洋行的日常业务都暂时甩给了安连奎和秤杆。他存在银行里的那几十万大洋的丰厚存款，如同开闸泄洪般，哗啦啦地流淌出去，眼见着就要消耗得一干二净！资金链，开始发出了令人不安的警告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