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了日复一日的伪装。

每天中午都混进医院，推着捡来的清洁车。

身上的清洁工制服越穿越脏，汗味混着医院的消毒水味，连自己都觉得刺鼻，可我不敢换。

这身衣服是我最好的保护色。

每次换药时，我都要先在病房门口徘徊很久，确认没人注意才敢进去。

动作也越来越熟练，拔输液管、抽药液、推生理盐水，一套流程下来不到两分钟，可每一秒都像在刀尖上走。

我记不清多久没好好吃过一顿饭，多久没洗过澡了。

白天在医院附近的长椅上蜷着，晚上就躲进桥洞，唯一的盼头就是监护仪上的数据能再弱一点。

刀疤脸的电话每天都打，每次都用念薇威胁我，我只能一遍遍哄：“快了，再等等，马上就能拿到钱了。”

那天中午，我像往常一样溜进病房，刚要伸手去碰输液管，突然发现监护仪的曲线变得平缓。

我心里一紧，凑过去看。

心率在慢慢下降，呼吸也越来越弱。

我僵在原地，既期待又恐慌，手不自觉地攥紧了口袋里的生理盐水。

没过多久，监护仪突然发出刺耳的警报声，红色的“心率为零”字样在屏幕上闪个不停。

我吓得后退一步，撞在床头柜上，打翻了上面的水杯。

外面传来护士的脚步声，我赶紧躲到门后，看着护士冲进来抢救，按压、电击，忙了好一会儿，最终摇了摇头，转身出去叫医生。

我靠在门后，听着医生宣布“抢救无效”，心里竟没有一丝愧疚，只有一种扭曲的解脱。

终于，结束了。

我慢慢从门后走出来，看着病床上再也不会动的母亲，嘴角甚至忍不住想往上扬。

理赔金，我的活路，要来了。

我趁着护士们出去，溜出了病房。

没人注意到我这个浑身汗臭、头发油腻的“清洁工”，更没人知道，我刚刚亲手送走了自己的母亲。

我一路小跑，冲出住院部大门，跑到医院后巷的垃圾堆旁才敢停下。

靠着冰冷的墙壁，我大口喘着气，心脏狂跳得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狂喜！

“成了！终于成了！”

我忍不住对着空气低吼，拳头狠狠砸在墙上，震得指骨生疼，却感觉不到丝毫痛楚。

脑子里全是保险公司打款的短信提示音，是念薇安全的笑脸，是我摆脱一切债务、重新做人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