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兰低声说：“快一个小时了。我们敲过门，她不开。”

尹晴上前敲门：“春婶，我是尹晴，开开门好吗？”

哭声停了一瞬，然后是脚步声。门开了，春婶站在门口，眼睛红肿，脸上泪痕未干。她看到门口这么多人，愣了一下，随即低下头：“对不起，吵到大家了。”

语气是歉疚的，仿佛做错了事。

尹晴进屋，让其他人先回去。堂屋里，桌上摆着几个没包完的粽子，箬叶散在一边。墙上的照片里，阿强穿着学士服，笑得阳光灿烂。

“春婶，你想哭就哭，不用道歉。”尹晴轻声说。

春婶坐下来，双手捂着脸，肩膀又开始颤抖。“我就是……看到粽子，想起阿强最爱吃咸肉粽。我准备了料，包了几个，突然就……控制不住。”

她抬起头，眼泪又流下来：“我是不是很没用？这么久过去了，还是这样。”

“悲伤没有时间表。”尹晴握住她的手，“你想念儿子，这很正常。”

“可是大家……”春婶哽咽，“大家都希望我快点好起来。虎子前几天还说，春婶你要振作，村里活动还需要你。秀兰给我找了很多事做，说忙起来就忘了。我知道他们是好意，但我……我忘不了。我也不想忘。”

这话道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集体的期望中，个人的悲伤被认为应该“尽快过去”，以便回归正常的社区生活。因为一个持续悲伤的人，会让整个集体感到无措和沉重。

第二天，村里关于春婶的议论多了起来。

“春婶昨天哭得那么厉害，是不是该送她去医院看看？”

“一直这样下去不行啊，人都要垮了。”

“咱们村现在是‘幸福乡村’典范，外面人来参观，看到她这样……不太好。”

这些议论背后，是一种未被言明的焦虑：在一个被展示为“和谐幸福”的典范村庄里，如此深重的、持久的悲伤，似乎成了一种“不和谐音”。它挑战了村庄努力营造的整体叙事——在这里，问题被解决，困难被克服，生活总是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