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正月刚过完的一个凌晨,天还墨黑,外面刮着大风,呜呜咽咽像鬼哭。王海波被一阵急促的拍门声和狗凄厉的惨叫惊醒。他披衣下床,刚拉开堂屋门,同村关系近的一个本家侄子一头撞进来,脸色煞白,嘴唇哆嗦着:“叔!不好了!塘……塘里……你快去看看吧!”
王海波心猛地一沉,鞋都顾不上穿好,深一脚浅一脚冲向鱼塘。离得还有百十米,一股浓烈得令人作呕的怪味就顺风扑来,甜腥里带着死气。等他跌跌撞撞冲到塘边,手电光柱打过去,整个人像被抽了骨头,僵在了那里。
水面,密密麻麻,铺满了白花花的鱼肚子。大大小小的鱼,全都翻了过来,瞪着空洞的眼珠,挤挤挨挨,随着浑浊的波浪轻轻晃荡。那片望不到头的白,在惨白的手电光下,像一场诡异而盛大的葬礼。几条还没完全断气的鲢鱼,徒劳地张合着鳃盖,尾巴偶尔抽搐一下,溅起几点水花,更添绝望。
王海波喉咙里发出一声嗬嗬的怪响,腿一软,直接跪倒在泥地里。冰凉的泥水浸透了裤腿,他却毫无知觉。他伸出手,想去捞最近的那条死鱼,手指碰到那冰凉僵硬的鳞片,又像被烫到一样缩了回来。
李秀兰这时也跑来了,看到这片景象,她没叫,也没哭,就那么直挺挺地站着,脸比那些死鱼肚子还要白。风吹乱了她的头发,一丝丝贴在毫无血色的脸上。过了很久,她才慢慢蹲下身,从水里捞起一条半大的鲫鱼,紧紧攥在手里,鱼身的粘液和冰凉的触感,顺着指缝,一点点渗到心里去。
报警,取证,询问。穿着制服的警察在塘边忙碌,村里人也三三两两围过来,议论纷纷。有人惋惜,有人叹气,也有人眼神躲闪,说着不痛不痒的安慰话。赵老四也夹在人群里,揣着手,远远站着,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淡淡说了句:“唉,怕是得罪什么人了吧?这年头,挣钱不容易,招人恨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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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像根毒刺,扎进王海波和李秀兰的心里。怀疑像水塘里的毒药,无声蔓延,可没有证据,什么都定不了。警察忙活了几天,最终也只能初步判定是有人投毒,立案,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希望像塘里的鱼,死得干干净净。
家底彻底掏空了,还欠着饲料店一笔尾款。催债的电话开始响个不停。王海波几天之间像是老了十岁,鬓角冒出了刺眼的白发,整天抱着头坐在门槛上,对着空荡荡的院子发呆。李秀兰咬着牙,把能卖的都卖了——那辆运货的三轮车,娘家陪嫁的几件金饰,甚至还没拆封的新农具,换回一叠皱巴巴的票子,勉强堵住了最急的几个窟窿。
三
离开的那天,是个灰蒙蒙的早晨。李秀兰起得极早,她拿了个蛇皮袋,默默走到鱼塘边,一条一条,将那些漂浮在岸边、尚未被完全冲走的死鱼捞起来,装进袋子里。鱼身已经高度腐烂,散发着浓烈的恶臭,她却像没有闻到。王海波想去帮忙,被她轻轻推开。
她独自拖着那个沉重的袋子,走到村后山脚的祖坟地旁边,选了个角落,用铁锹挖了个深坑,把那些鱼连同他们破碎的创业梦,一起埋了进去。新土覆盖上去,隆起一个小小的土包。她站在坟前,沾满泥污的手轻轻按在那片新土上,低声说:“爸,妈,让它们……替我们守着这点根吧。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看你们了。”
王海波在不远处看着,鼻子一酸,猛地别过头去。
长途汽车摇摇晃晃离开了县城,窗外的田野、村庄逐渐模糊,最终被连绵的、陌生的丘陵和工厂轮廓取代。他们像两片被风刮走的落叶,飘向了南方那个以效率和速度着称的大都市。
新的生活是坚硬的混凝土和轰鸣的机器。他们在城乡结合部租了个不到十平米的小房间,放下行李,第二天就出去找活干。王海波有侍弄水产的经验,托了几个老乡,好不容易进了郊区一家大型水产养殖公司,从最苦最累的清理池底的活儿干起。李秀兰则去了一家电子厂,流水线上的工作枯燥至极,一天下来眼睛发花,手指僵硬。
城市不相信眼泪,只相信汗水。王海波肯钻营,那些年积累的经验不是假的,他慢慢从池底工升到了技术员,又凭着几项小革新被破格提拔成了养殖车间的小主管。李秀兰心细,手快,在流水线上很快脱颖而出,被调到了质检岗位,后来又做了班组长。他们像两棵被巨石压过的野草,换个缝隙,又顽强地探出头来,拼命汲取一点阳光雨露。
工资从最初的两三千,慢慢涨到四五千,再到王海波拿到近两万,李秀兰也有八九千。他们依旧住在那个狭小的出租屋里,阳台用塑料布围起来,就是厨房。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墙壁上能凝出水珠。他们几乎不参加任何娱乐活动,不看电影,不下馆子,衣服永远是那几套洗得发白的工装。每个月,工资一到账,留下最基本的生活费,剩下的全部存进银行。那存折上的数字,像蜗牛爬树,缓慢,但坚定地向上增长。
十年,三千多个日夜,就在机器的轰鸣、加班后的疲惫、以及对故乡偶尔的眺望中,悄无声息地流走了。他们用那十年积攒下的血汗钱,加上一部分公积金贷款,终于在那个他们流汗十年的城市里,买下了一套九十平米的小三居。拿到房产证那天,两口子在家里做了几个菜,破例开了瓶红酒。没有庆祝的狂欢,只有碰杯时,眼里闪烁的、细碎的水光。
“咱们,总算有个窝了。”李秀兰摩挲着红色的房产证封面,轻声说。
四
年关将近,思乡的情绪像藤蔓一样缠绕上来。十年了,是该回去看看了。他们仔细商量着,给哪些长辈带什么礼物,给亲戚家的小孩包多少红包。最后,李秀兰特意提醒了一句:“回去,村里人要问起来,就说……还在租房,日子紧巴。”
王海波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重重地点了点头。那个鱼塘的早晨,那片刺目的白,从未真正从记忆里褪色。
动用了年假,加上调休,凑了几天行程。他们没买车,刻意穿着几年前旧的、在城里几乎不再穿的羽绒服和运动鞋,提着不算扎眼的行李,坐高铁,转大巴,再搭那种跑乡村线路的破旧小面包,一路颠簸着回到了熟悉的村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