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九点二十，我走进总部会议室。行政已经安排好了茶水。投影仪关着，桌上摆着两份空白文件夹。

九点三十整，门被推开。

进来一个男人，四十岁左右，穿深灰西装，白衬衫没打领带，皮鞋擦得很亮。他手里拎着一个黑色文件袋，没有LOGO。

他在对面坐下，递上一张名片。纸上只有两个字：程砚。下面是一串加密邮箱，没有公司名称，没有职位。

我盯着他：“你们基金连个名字都没有？”

“代持架构。”他说，“为避免市场波动影响投资决策。”

“那你代表谁？”

“投资人。”他答得干脆。

“哪个国家的？”

“注册在卢森堡，资金来源新加坡和迪拜。”

“真够绕的。”我说。

“安全第一。”他笑了笑，笑容很标准，像是练过的。

“说吧，你们想怎么收？”

“三块地打包，九折签约，七个工作日内支付两成定金，三个月付清全款。我们不要求排他条款，也不设附加条件。”

条件确实优厚。比市面上任何一家都痛快。

但我越听越不对劲。

“你刚才说研究过我的项目？”我问。

“是。”

“那你应该知道，广南那块地，我们原本打算配建一部分保障性住房，后来政策调整才搁置。”

“我知道。”他说，“我们也准备这么做。已经在联系住建局，争取纳入下一批人才安居工程试点。”

我又愣了一下。

这事连媒体都没报过，内部会议纪要都没写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