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罗毕的雨季刚刚结束，空气中弥漫着泥土被暴晒后的温热气息。

FaceClass位于基贝拉贫民窟边缘的旗舰体验中心，此刻正被围得水泄不通。

这不是因为骚乱，也不是因为抗议，而是因为——放榜了。

肯尼亚一年一度的KCPE（小学毕业会考）成绩刚刚公布。

对于这里的孩子来说，这场考试是人生的第一道分水岭：考得好，就能去内罗毕的国立中学，甚至有机会申请奖学金出国；考不好，大概率只能辍学，回到贫民窟重复父辈的命运。

“出来了！Simba的分数出来了！”

人群中爆发出一声惊呼。

一个瘦小的黑人男孩被簇拥在中间，他颤抖着手，在FaceClass提供的公用平板电脑上输入了自己的考号。

屏幕刷新，一个绿色的数字跳了出来：415分（满分500）。

这在往年，是基贝拉这片区域想都不敢想的高分。

“上帝啊！是A！数学是A！”

男孩的母亲，一位穿着鲜艳传统服饰的妇女，激动地跪在地上，双手高举向天祈祷，随后猛地抱住身边的FaceClass本地助教，泣不成声。

这不仅仅是Simba一个人的胜利。

随着查询人数的增加，体验中心外的那块“红榜”被越写越满。

“20%。”

二楼的办公室里，周明放下手中的望远镜，转身将一份刚刚统计出的数据报表递给陈浩，“浩哥，这仗我们打赢了。这批在FaceClass特训营学习超过三个月的孩子，平均分比去年该区域的平均分高出了整整20%。”

陈浩接过报表，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昂扬曲线，狠狠地挥了一下拳头。

“这帮孩子真争气！”

陈浩的眼眶微红，“也不枉我们天天在这里喂蚊子、斗黑帮。”

当地最大的报纸《每日内罗毕》（Daily Nation）当天的头版标题是——《来自东方的教育魔法：FaceClass如何点亮贫民窟的希望》。

报道中，FaceClass不再是那个“掠夺数据的外国公司”，而被誉为“打破阶层固化的锤子”。

这种口碑的逆转，比任何广告都要强硬。

就在成绩公布的第三天，FaceClass非洲总部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会议室里，冷气开得很足。

坐在长桌对面的，是分别来自坦桑尼亚和南非教育部的考察团代表。

他们是看到了基贝拉的“奇迹”后，连夜飞过来的。

“周先生，陈先生。”

坦桑尼亚的代表，一位身材魁梧的官员开门见山，“我们看了你们在肯尼亚的数据。坦桑尼亚同样面临师资短缺的问题，尤其是理科。我们需要FaceClass的AI系统。”

“南非的情况稍微好一点，”南非的代表接过话头，语气矜持但眼神热切，“但我们的城乡教育差距巨大。如果FaceClass能把这套‘双师模式’带到约翰内斯堡的索韦托（Soweto），我们愿意提供场地和免税政策。”

陈浩和周明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光芒。

这就是林晨所说的“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