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大凌河的水声格外清晰。那不是温柔的潺潺，而是裹挟着上游雨水和泥沙的沉闷轰鸣，像一头被铁链锁住的野兽在河床里挣扎。

王栓柱趴在东岸一片长满艾蒿的土坎后面，湿冷的雾气浸透了他的军装。他左边的老刘正用一块油布仔细擦拭机枪的枪管，动作慢得像在抚摸情人的脸；右边是个刚满十八岁的小战士，姓周，大家都叫他“周秀才”，因为参军前在私塾念过三年书，此刻正借着微弱的晨光看一张皱巴巴的家信。

“秀才，看啥呢？”老刘头也不抬地问。

“我娘写的信。”小周的声音有点抖，“上个月托人捎来的。说我爹的病好些了，让我……让我好好打仗，早点回家。”

老刘擦枪的动作停了停。过了几秒，他闷声说：“收好。打完仗，念给你爹听。”

王栓柱没说话。他的望远镜一直对着河对岸那条灰白色的公路——那是锦州通往义县的必经之路。按照计划，义县的枪声一响，锦州的援军就会从这条路赶来。现在，义县的枪声已经响了两个时辰，但公路上还是一片死寂。

只有河水不知疲倦地咆哮。

“军长，”工兵连长猫着腰爬过来，脸上全是泥，“起爆器检查了三遍，没问题。就是这雾太大了，我怕……”

“怕什么？”王栓柱的声音很平静。

“怕看不清信号。按计划，要等鬼子先头部队过桥、主力开始渡河时才炸。可现在这能见度，十米外就分不清是人是鬼。”

王栓柱放下望远镜，从怀里掏出怀表。表壳上有一道深深的划痕，是去年冬天在黑河突围时留下的。表针指向凌晨四点二十。

“雾是麻烦，也是机会。”他把表收好，“鬼子也看不清咱们。告诉各营，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枪。就算鬼子踩到脸上，也得憋着。”

“是！”工兵连长又猫着腰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