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拿起桌上的财务报表：“这是上个月的报表。厂里现在账面资金不到八十万，欠供应商材料款三百多万，欠银行贷款一千两百万。这个月的工资……还没着落。”

会议室里安静得可怕。只有蔡成功急促的呼吸声。

高育良静静地听着。作为穿越者，他当然知道这些情况，但亲耳听到，亲眼看到，那种感受还是不一样。这不是纸面上的数字，这是一千二百多个家庭的生计，是一千二百多人的命运。

“蔡厂长，”高育良终于开口了，声音很温和，“你说的情况，我都听明白了。厂子现在很困难，工人现在很困难。那我想问，你们有什么办法改变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直接。蔡成功愣住了。

有什么办法改变？这个问题，他问过自己无数遍，也问过厂里的干部无数遍。但每一次，答案都是令人绝望的。

“高省长，”蔡成功的声音有些发苦，“我们……我们想过很多办法。找银行贷款，银行说我们经营状况不好，不给贷。找政府扶持，政府说现在是市场经济，要自己找市场。找合作伙伴，人家看不上我们这样的老厂子。”

他低下头：“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了。有时候半夜醒来，看着天花板，想想这一千二百多个工人，想想他们背后的家庭，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

这话说得很沉重。会议室里，几个工人代表开始抹眼泪。郑西坡紧紧握着拳头，指节都发白了。

高育良点点头，表示理解。他没有责怪蔡成功，也没有说什么大道理。他知道，蔡成功说的是实情。一个老国企，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想要翻身，谈何容易。

“蔡厂长，各位，”高育良的目光在每个人脸上扫过，“你们说的困难，我都听到了。但光说困难不行，我们得想办法解决问题。”

他顿了顿，看向丁义珍：“义珍同志，你是光明峰项目总指挥。大风厂在项目规划区内，拆迁的事情，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这话一出，会议室里的气氛瞬间变了。

所有人都看向丁义珍。蔡成功的心提了起来——终于说到拆迁了。工人们也竖起了耳朵——拆迁，意味着补偿，意味着钱，但也意味着厂子没了，工作没了。

丁义珍站了起来。他今天穿得很正式，深色西装，深色领带，一副干练的样子。但他心里其实很忐忑。大风厂的拆迁，是个烫手山芋。拆得好，是政绩；拆不好，就是炸药桶。

“高省长，各位领导，大风厂的同志们，”丁义珍清了清嗓子，“根据光明峰项目整体规划，大风厂所在的区域，确实在拆迁范围内。”

他打开手里的文件夹：“按照规划，这里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商业综合体，配套高端住宅和公共设施。整个光明峰项目，是京州市重点工程，也是汉东省的重点项目。”

他说得很官方，但每句话都像锤子一样砸在工人们心上。

“关于拆迁补偿，”丁义珍继续说，“我们按照国家和省里的相关政策，制定了补偿方案。主要包括土地补偿、厂房补偿、设备补偿、职工安置补偿等几个部分。”

他看向蔡成功：“蔡厂长，这个方案，我们之前跟厂里沟通过，但还没有达成一致。”

蔡成功点点头，表情复杂。是的，丁义珍派人来谈过，但他没敢答应。因为他知道，一旦答应拆迁，厂子就没了，工人们的工作就没了。那点补偿款，能解决一时的问题，解决不了长远的问题。

“丁市长，”一个工人代表突然开口了，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声音很大，“我想问一下，拆迁之后，我们这些工人怎么办？我们都四五十岁了，出去找工作谁要？那点补偿款，能养我们一辈子吗？”

这话问得很尖锐。丁义珍一时语塞。

另一个工人代表也站起来：“是啊，我们在大风厂干了一辈子，就会踩缝纫机，就会做衣服。厂子没了，我们还能干什么？去扫大街？去当保安？”

会议室里骚动起来。工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声音越来越大。

“我儿子还在上大学，就等着我每个月寄钱呢！”

“我老婆有病，常年吃药，没了工作，药都吃不起！”

“我在厂里干了三十年，除了做衣服，什么都不会！”

场面有些失控。蔡成功想维持秩序，但工人们情绪激动，根本压不住。

高育良静静地听着。他没有打断，也没有制止。他知道，这些工人需要发声，需要让领导听到他们的真实想法，看到他们的真实困境。

等到工人们说得差不多了，高育良才缓缓开口。

“大家都说完了？”他的声音不大，但有一种奇特的穿透力，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