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彻底沸腾。

有人发起线上签名，二十四小时突破百万；有律师团宣布免费代理受害者家属诉讼；还有人在社交平台建群，收集类似经历线索。

我看着这些，坐在折叠桌前，手指摩挲左耳银环。第一枚，冰凉。第二枚，微钝。第三枚，边缘有点翘起。

陈砚在调试一台改装过的信号屏蔽器。电线裸露，焊点发黑。桌上摆着他从旧硬盘抢救出的数据残片，几块碎成指甲盖大小。

“还能读吗？”我问。

“部分能。”他头也不抬，“访问记录显示，有人反复调阅‘704室租户登记表’，最近一次是今天凌晨三点十八分，来源仍是市政系统内网。”

我起身走到窗边。外面是空旷厂区，铁皮屋顶被风吹得哗响。远处高架桥上有车驶过，灯光划破黑暗。

手机又震了一下。还是无主短信：“你母亲一直在等你醒来。”

我关机，取出电池，放进密封袋。

第二天清晨，林昭来了新地址。她穿便衣，拎着早餐袋，像普通访客。我们隔着桌子坐下。

“发布会定在后天。”她说，“市局牵头，联合通报初步调查进展。我会在场。”

“他们会反击。”陈砚说。

“我知道。”她点头，“但我必须去。这是唯一能让程序走得下去的方式。”

我看着她。她和我有同样的眉骨，同样的嘴角弧度。只是她的眼神更直，不怕撞上来的东西。

“你不怕？”我问。

“怕。”她说，“但我更怕什么都不做。”

她走后，我和陈砚清点剩余物资。两台相机，三卷未冲洗胶卷，五套身份卡，两部离线手机。还有那个密封袋，装着童年照片。

我把它放进背包最里层。

外面天光渐亮，城市苏醒。新闻播报声从隔壁房间漏出来，说的是今天的空气质量与交通状况。

没人提昨夜的百万签名。

也没人说，某个数据中心的访问日志，在六点零三分被彻底清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