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震动。一条短信弹出来，没有号码，只有文字：“你拍下的，不只是画面。”

我删掉，重启设备。信号正常，SIM卡未更换。我把卡抠出来，泡进酒精瓶里，换上备用机。

晚上八点，陈砚敲门。他进门第一句话是：“你家门缝有东西。”

我回头看他。

“一张照片。”他说，“你小时候的。背面写了字。”

我穿上鞋，随他下楼。704室门口地毯被掀开一角，泛黄相纸露在外面。我弯腰捡起，翻过来。

是我站在疗养所门前的那张。但这次，背景里多了一个人影，在二楼窗口，半个身子探出，穿着酒红丝绒裙。

背面写着：“回家吧，孩子。”

我没有烧它。放进密封袋，贴上标签：“原始容器痕迹”。放在桌上，和其他证据分开。

陈砚在检查他的笔记本电脑。突然，屏幕一闪，进度条跳出——硬盘正在格式化。他立刻拔电源，拆壳，取出固态盘。

“有人远程接入。”他盯着接口，“IP溯源断在市政数据中心，封闭节点，权限等级四级以上。”

“他们知道我们在哪儿。”我说。

“不，他们不知道具体地址。”他摇头，“但他们知道我们用了哪些设备，连过什么网络。这是预警。”

我们当夜搬离。新地方在城西老工业区，废弃仓库改造的公寓，水电不稳定，Wi-Fi靠外接天线。我用胶片相机拍下房间四角，确认无改动痕迹。

第三天上午，林昭来电。公用电话号码，通话时间三十七秒。

“专案组成立了。”她说，“我进了外围组。内部有动作，有人查我的调案权限。”

“别硬顶。”我说。

“我知道。”她顿了顿，“媒体要发第二波。这次是完整证据链汇总，包括你们拍的所有影像。”

“让他们发。”我说，“但现在起，所有沟通用纸质传递。地址按暗码写。”

电话挂了。

当天晚上，新闻播出特别报道。主持人站在演播厅中央，身后大屏滚动播放我们找到的文件扫描件。专家解读说，这种意识移植技术违背伦理基本原则；市民采访中，一位老人握着话筒发抖：“我儿子那年送去疗养，再没回来……你们说的‘容器’，是不是就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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