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说得对。”我记下来，“我这就补上。”

挂断电话，我又拨通了晋中农科所：“李所长，我想请您帮忙做个试验，测一下秸秆覆盖后土壤水分蒸发量的具体数据……”

一周时间，我白天跑农科所、水利局，晚上整理材料、绘制图表。报告从最初的十页，扩充到三十页，又精简回十五页。郭副省长来看过一次，只说了三个字：“要实在。”

出发前夜，我最后检查了一遍材料。帆布包里装着：报告稿、技术手册初稿、三十多张手绘示意图，还有一个小布包——刘老栓托人捎来的，里面是五百颗用陶罐滴灌种出来的玉米粒，颗颗饱满金黄。

火车是凌晨四点的。月台上，地委几位领导来送行。

“小韩，放轻松。”地委书记拍拍我的肩，“咱们山西的经验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你就照实说。”

“记住，你代表的是山西八百万农民。”郭副省长补充道，“讲他们的智慧，讲他们的汗水。”

火车鸣笛，缓缓驶出站台。窗外，晋中平原在晨曦中渐渐清晰。那些纵横的田埂、蜿蜒的土渠、星罗棋布的村庄，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延续着千年的耕作。而此刻，一场静悄悄的抗旱革命正在这里萌芽。

我对面的座位上，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正在看报。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落在我脚边的帆布包上——包口没系紧，露出了一角图纸。

“同志，你这是……”他好奇地问。

“去北京开会。”我说

“抗旱？”他来了兴趣，“你是农业部的？”

“不，我是晋中地区的技术员。”

中年人放下报纸：“巧了，我是《农民日报》的记者。这次八省抗旱会，我们报社也要报道。能简单说说你们山西的经验吗？”

我想了想，从包里拿出结满籽粒的玉米棒子，摊在手掌上。

“就从这结满籽粒的玉米棒子说起吧。”我说。

记者姓陈，叫陈望秋。他小心地捏起一颗玉米，对着车窗透进来的光仔细看，又放在掌心掂了掂。“籽粒饱满，胚部充实，是好种子。但这和抗旱有什么关系？”

我从帆布包里抽出一张手绘的草图，铺在小桌板上。是刘家庄试验田的示意图，标注着陶罐埋设的间距、深度，旁边还有土壤湿度变化的折线图。

“这是我们晋中榆次县刘家庄村的试验田。往年一般田的玉米亩产不到两百斤。今年春旱用了这种陶罐滴灌的，”我指着那颗玉米，“预计亩产三百二十斤。”

陈记者立刻掏出笔记本和钢笔：“陶罐滴灌？具体怎么操作？成本多少？农民接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