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连串的问题抛出来，确实个个都打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关节上。这也是刘永好之前跟他谈不拢的关键。

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徐厂长，红旗厂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设备老化？是任务不饱满？还是明明有技术有能力，却受限于体制，有力使不出，眼看着厂子半饥半饱，工人们干劲受挫？”

徐有福脸色微变，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没说话。这沉默本身就是答案。

“我的合作方案，或许能帮红旗厂解开一些束缚。”我诚恳地说，“我们不需要红旗厂改变国营性质，不需要你们纳入星火厂的编制。我们可以签订长期的《定点配套协作协议》。”

“协议？”徐有福皱眉，“这能行？”

“为什么不行？”我分析道，“协议规定，星火厂作为主机厂，根据生产计划，定期向红旗厂下达具体零配件的生产订单，明确规格、数量、质量要求、交货时间。红旗厂利用自身产能和计划内的部分边角料、工时，组织生产。产品由星火厂按协议价格收购。”

“这依然是计划外的……”徐有福迟疑。

“但这是为了支援重点农机产品的发展，是为了满足农业生产急需。”我强调这一点，“我们可以把协议副本，同时报送省农机局、市工业局备案说明。把这件事，提到‘工农结合、支援农业机械化’的政治高度。只要我们的拖拉机确确实实是受欢迎的，是能促进农业生产的，上级领导大概率会默许，甚至乐见其成。这叫‘新生事物’，在合理范围内，是有灵活处理空间的。”

徐有福目光灼灼地看着我：“价格呢？利润呢？”

“价格，基于合理的成本核算加上适当的利润。保证红旗厂有合理的收益，能改善职工福利，能积累资金进行设备更新。”我说得坦荡，“具体数字，我们可以派财务和技术人员一起核算，公开透明。星火厂要的是长期稳定的优质伙伴，不是占一时的便宜。只有你们都发展好了，星火厂的基础才牢固。”

这个理念，在1965年听起来有些“理想化”，但恰恰是这种着眼于长远共生、而非短期榨取的态度，最能打动徐有福这种技术出身、看重实干的老人。

他再次陷入沉默，手指无意识地转动着那支铅笔。我能感觉到他内心的挣扎。旧有观念的桎梏，对不确定性的担忧，与对改变现状、让厂子焕发生机的渴望，正在激烈交锋。

“徐厂长，”我决定再加一把火，“除了订单和合理的利润，星火厂还可以提供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他抬起头。

“对。”我点头，“我们知道红旗厂老师傅手艺好，但设备老旧，一些新工艺、新材料的应用可能受限。星火厂可以和红旗厂建立技术交流机制。我们可以共享一部分非核心的图纸、工艺文件；我们的技术员可以过来，和你们的老师傅一起攻关一些技术难题；甚至，未来如果我们从国外引进一些资料或技术，也可以有限度地分享。目的只有一个，提升配套件的整体质量水平。”

“另外，”我补充道，抛出另一个诱饵，“红旗厂在农机维修方面经验丰富，接触的农机种类多。未来，星火厂计划在全省建立维修服务网络。红旗厂可以成为这个网络在太原地区的核心服务站，不仅负责星火拖拉机的维修，还可以利用现有资源，承接其他农机的维修业务，甚至培训维修人员。这又是一块稳定的收入来源。”

“维修网络……核心站……”徐有福喃喃重复，眼神里的光芒越来越盛。对于一个修配厂起家的厂长来说，这块业务太有吸引力了。这意味着红旗厂可以从单纯的“加工点”，升级为拥有区域服务功能的“战略伙伴”。

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都凝滞了。只有窗外隐约传来的敲击声。

良久，徐有福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看着我的眼神彻底变了，不再是审视和疏离，而是一种复杂的、带着探究和感慨的神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