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临时营房,春夜的凉风让人精神一振。工业园里很安静,只有守夜人的手电光偶尔划过。远处,发动机车间还亮着灯,那是夜班工人在做最后的清理。
我抬头看着星空。1965年的华北夜空,星辰清晰可见,银河像一条淡淡的纱带横亘天际。
前世,我习惯了都市被光污染遮蔽的夜空,习惯了在金融数据的闪烁中寻找安全感。而此刻,站在这片充满泥土和钢铁气息的土地上,看着这纯净的星空,我心中涌起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踏实感——一种用双手和智慧,去实实在在地构建些什么的渴望。
科研楼、协作网络、人才培养……这些在1965年看似超前甚至有些冒险的布局,正是我用来自未来的认知,为这个时代,为这片土地,埋下的种子。
我知道前路艰难,体制的桎梏、资源的匮乏、观念的冲突,都会是拦路虎。
但我也知道,这个时代蕴藏着后世难以想象的热情、干劲和可能性。只要方向正确,方法得当,凝聚起众人的力量,许多不可能,都会变成可能。
就像这星空下的星火工业园,几个月前还是一片荒地,如今已有了机器的轰鸣和灯火。
第二天一早,我和王大山便踏上了“百团大战”整合之路的第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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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吉普车可用了——刘永好要安排去太钢拉钢材的车队,工业园日常运输也需要车辆。我们俩是搭着一辆往太原送零件的顺路拖拉机出发的。驾驶室挤了三个人,我和王大山,还有司机小张。车厢里堆着些用草绳捆扎的齿轮毛坯,哐当哐当地响。
四月的风还有些硬,从没有玻璃的驾驶室窗口灌进来,带着尘土和柴油味。王大山裹紧了旧棉袄,指着前方渐渐清晰的厂区轮廓:“韩组长,前面就是太原红旗农机修配厂。咱第一个谈的,就是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
“哦?怎么个硬法?”我饶有兴趣地问。昨晚刘永好也提过这家厂,语气颇为头疼。
王大山叹了口气:“这厂子,前身是阎锡山时期的一个兵工修理所,49年后接收改造,成了国营农机修配厂。老师傅多,手艺没得说,车、铣、刨、磨、钳,样样齐全,在太原这块地面上,修农机是一块金字招牌。”
“这是好事啊。”我说。
“好是好,可人也傲啊。”王大山摇头,“厂长叫徐有福,五十多岁,八级钳工出身,技术上是把好手,可脾气也是出了名的倔。觉得自己是正儿八经的国营老厂,看不起咱们这种新冒出来的‘社队企业’、‘地方试点’。之前咱们缺一些非标件,找他们加工过几回,钱没少给,可那徐厂长鼻孔朝天,交货拖拖拉拉,还老挑咱们图纸的毛病,说这不合理那不合理。刘厂长跟他打过两次交道,都没谈拢。”
我点点头。技术好、有资历、有优越感,这样的“硬骨头”在很多行业变革初期都会遇到。他们代表着旧有秩序和观念,打破他们的心防,是整合过程中必须迈过的坎。
“他们有困难吗?”我问。任何“硬气”背后,往往都有现实的窘迫作为底色。
王大山想了想:“听说……他们日子也不太好过。农机修理业务,季节性太强,春耕秋收忙死,平时闲得慌。厂里一百多号人,工资有时候都发不利索。上头拨的经费也有限,设备老旧,更新不起。可就算这样,徐厂长那架子,还端得稳稳的。”
这就对了。外强中干,正是突破口。
拖拉机在红旗厂门口停下。厂门比星火工业园的气派些,红砖门柱,挂着白底黑字的厂牌,字迹有些斑驳。厂区里传来断续的金属敲击声,但算不上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