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捺住立刻递交计划的冲动，而是将那份凝聚了无数心血的《关于在全省农村地区试点推行“一县一品”特色经济培育计划（代号“百团大战”）的初步构想与建议》手稿，又反复修改、斟酌了几天。

确保每一个提法都有政策依据或精神吻合，每一个数据都力求准确，每一个建议都包裹在“服务大局”、“稳妥试点”的外衣之下。

同时，我做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请赵经理和王会计协助，将“茶煮匠”从韩家村起步到现在遍布全省的财务状况、社员增收数据、对国家税收和城市供应的贡献，整理成一份简洁明了、重点突出的汇报材料。

尤其是那张显示资金如何在“国家贷款→养鸡场建设→原料供应→产品销售→社员分红→偿还贷款”环节中高效循环的示意图，我亲自绘制，力求一目了然。

事实胜于雄辩，“茶煮匠”实实在在的成效，是“一县一品”计划最有力的注脚。

准备就绪后，我并没有直接通过官方渠道层层上报。

那样做，程序漫长，且变数太大。

我找了个周末的下午，先约见了郭晋安。

周日傍晚，我换上一身干净的中山装，仔细检查了准备好的汇报提纲和核心数据，深吸一口气，怀着忐忑又期待的心情，来到了郭副省长家所在的省委家属院。

开门的是一位面容和善、系着围裙的中年妇女，正是郭晋安的妈妈。“是小韩啊！快请进，老郭和晋安在书房等着呢。”阿姨热情地把我让进屋，顺手给我倒了杯热茶，“先喝口水，一路上辛苦了吧？”

“阿姨，您好，打扰了。”我连忙接过茶杯道谢。

“不打扰，不打扰。晋安常提起你，说你是年轻有为，想法多。你们先谈正事，饭一会儿就好。”阿姨笑着说完，又转身进了厨房。

郭晋安从书房出来，引我进去。书房不大，四壁皆是书柜，塞满了马列着作、经济文献、政策文件和各类书籍。郭副省长正坐在宽大的书桌后，戴着老花镜，翻阅着一份文件。他抬起头，目光平静而深邃，在我脸上停留了一瞬，指了指书桌前的椅子：“小韩同志来了，坐吧。”

“郭省长好！”我恭敬地问候，依言坐下，腰杆挺得笔直。

郭副省长放下文件，摘掉老花镜，语气平和地开口：“晋安跟我说，你搞了个什么‘百团大战’的计划，还想把‘茶煮匠’的经验推广到全省？年轻人，胆子不小嘛。说说看，具体是怎么个想法？”

“郭省长，这是我整理的‘茶煮匠’合作社从韩家村起步，到现在近两年时间的一些基本情况。”

我将那份账本摘要和数据图递过去，“您看，我们利用国家500万元政策性贷款，扶持建设了相当于200个标准养鸡场，不仅保障了‘茶叶蛋’原料，更直接带动了数千户社员增收，平均每户年增加收入超过一千元。

我们的资金循环模式，确保了贷款能够按期偿还，国家税收稳定增长，城市副食品供应多了一个渠道，而社员们通过辛勤劳动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回报。”

郭副省长接过材料，看得很仔细，特别是那张资金循环图，他手指顺着箭头划了一遍，微微颔首：“嗯，这个模式有点意思。用未来的钱，办现在的事，还能滚动起来。”

“是的，郭省长。是在赵经理、王会计和广大社员实践中逐步完善的。”我谨慎地回答，没有贪功，“我们发现，这种模式的核心在于‘组织起来’和‘对接市场’。而山西很多县，都有像韩家村鸡蛋、沁州黄小米、清徐老陈醋这样的特色资源，但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市场通道。所以，我萌生了一个想法……”

“我们认为，通过‘一县一品’，可以将分散的特色资源转化为规模化的商品优势，一方面丰富‘备荒’物资储备，改善农民生活（为人民），另一方面，活跃的农村经济和稳固的群众基础，也是对‘备战’和三线建设的间接支持。比如，我们正尝试在晋南张村公社试点香料种植，这既能解决‘茶煮匠’原料问题，也能为当地找到新的增收点。”

在整个汇报过程中，我尽量避免使用任何超越时代的术语，始终将计划定位为对现有政策的细化和落实探索，是“社队企业”和“多种经营”的一种更聚焦、更深入的发展形式。

郭副省长一直静静地听着，偶尔插话问一两个关键问题，如：“你怎么确保各地不一哄而上，造成浪费？”“特色产品的标准和质量怎么控制？”“如果和外地的同类产品竞争，优势在哪里？”“这个过程中，如何坚持党的领导，防止偏离方向？”

我对这些问题都做了准备，结合调研思考和“茶煮匠”的实际经验，一一给出了务实、谨慎的回答。我特别强调了“试点先行”、“研究室机制”和“依靠地方党组织”的重要性。

当我全部汇报完，书房里陷入短暂的沉默。郭副省长靠在椅背上，手指轻轻敲着桌面，目光投向窗外渐暗的天色，似乎在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