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话一出，殿中激昂的气氛为之一滞。是啊，两国官方断交已近两百年，信息隔绝，对日本国内政治的了解，恐怕还停留在前朝典籍的零星记载和商贾水手的道听途说之中。现任的日本统治者是谁？是所谓“倭王”，还是实际掌权的“关白”、“将军”？其态度如何？一概不知。贸然发国书，很可能石沉大海，甚至被对方轻视；若派使团，又该前往何处觐见？

短暂的沉默后，更激烈的争论爆发了。

一派主张，“即便如此，亦当遣使！可选派精明强干、熟知海事之臣，携我大宋国书与问罪檄文，乘海船直赴日本。即便不知其朝廷所在，亦可先至其通商口岸，寻当地官员或有力豪族交涉，令其转达天朝旨意。此乃彰显我朝态度之必须，亦可探查其国虚实！”

另一派则更加激进，“探查虚实？何必如此麻烦！依臣之见，倭寇猖獗，其国必是羸弱混乱，无力约束，甚或官匪一家！我朝天兵，正可借此良机，以剿匪护商为名，发舟师东进！先扫清沿海匪巢，若其国不服，便直逼其都城！当年唐太宗也曾欲征日本，虽因风暴未成，然足见跨海征伐并非不可为！我朝水师若得加强，又有‘靖海拓商令’下民间船队可为辅助，未必不能成功！届时，何须遣使问罪？刀兵之下，自有公理！”

还有一派较为务实，但态度同样强硬，“发兵之事，牵涉甚广，粮草、舟师、时机，皆需从长计议，不可贸然。然遣使确有必要。不仅为问罪，更为通消息、正名分。可令使者携重礼与严词，明告其国，倭寇之乱，已触天颜。令其限期剿匪、交凶、赔款、上表请罪，并恢复朝贡。若其从之，则海疆可靖，商路可通，两国可复交往；若其不从，或虚与委蛇……则再议雷霆手段不迟。此乃先礼后兵，占据道义之高点。”

争论的焦点，从“要不要追究日本责任”，迅速转变为“如何追究”——是直接武力威慑甚至征讨，还是先行外交交涉施压？而无论哪种选择，都绕不开一个基本问题，恢复中断两百年的官方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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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玉成高坐御阶之侧，听着殿下沸反盈天的争论，面色沉静，心中却如波涛翻涌。詹四海事件将海上冲突直接提升到了国家层面，也迫使大宋必须正视与这个一衣带水、却陌生而危险的邻国的关系。他知道，朝臣们对日本国内政局的了解确实有限且滞后，许多观点还停留在前朝印象或臆测之上。

“日本……此时应是‘院政’与‘武家’崛起并存，平安时代末期？或是已进入镰仓幕府时期？”曹玉成结合自己模糊的前世记忆努力回想，却难以确定具体年代和局势。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其国内绝非铁板一块，中央对地方，尤其是九州等偏远沿海的控制力未必很强，海盗问题很可能与地方豪强、失地武士、以及复杂的国内矛盾纠缠在一起。

直接发兵跨海远征？风险巨大，且不说水师力量尚在建设中，即便能战，劳师远征，补给困难，面对陌生地域和可能的本土抵抗，胜算难料。蒙元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但若只是口头遣使谴责，而无实质后盾，恐怕也难以令对方重视，甚至可能被轻视羞辱。

“或许……可双管齐下。”曹玉成心中渐渐有了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