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四海渔船血战倭寇、宁死不屈的悲壮事迹，经由海防队返航奏报、四海商会渠道扩散以及《大宋日报》的刻意渲染，如同燎原之火，迅速燃遍大宋沿海州县，继而震动整个朝野。先前因“靖海拓商令”而起的种种争议与非议，在这股同仇敌忾的民族情绪面前，瞬间显得苍白无力，偃旗息鼓。朝堂之上，无论先前是支持还是反对新政的官员，此刻的口径出奇地一致——对外！

御史台的弹劾奏章、各部院的上书、乃至民间清流士子的请愿，如潮水般涌向中枢，核心诉求高度统一：

其一，严惩凶手！ 必须揪出围攻詹四海船队的倭寇元凶，明正典刑，以告慰死难海民，震慑宵小。

其二，日本国需为此负责！ 倭寇虽多为海上亡命，但其中多有东瀛之人，其船只、武器、乃至部分组织，隐约与日本国内势力有所牵连。纵容乃至默许子民为寇，劫掠友邦，日本国难辞其咎！必须向大宋朝廷正式赔礼道歉，并承诺严厉约束其民，不得再犯。

其三，追究日本“不臣”之罪！ 更有激进官员翻出故纸堆，指出自唐末黄巢之乱、遣唐使制度中断以来，日本已近两百年未曾向中原王朝遣使朝贡，恢复交往后亦未曾正式称臣纳贡，其国王即位亦未请中原王朝册封，实属“僭越”、“非法据有日本”，此番倭寇之乱，正可借此机会，重新确立天朝上国对日本的宗主权，令其称臣纳贡。

朝堂之上，群情激愤。主战派声音尤为响亮：

“倭寇小丑，屡犯天朝，劫掠商旅，屠戮百姓，今更敢公然围攻我大宋民船，致其几乎船毁人亡！此仇不报，国威何在？天理何存？”

“日本蕞尔小国，孤悬海外，竟敢纵容凶徒，滋扰上邦，实乃大不敬！若不加以严惩，四夷必将效仿，边患永无宁日！”

“当效汉武唐宗故事，发天兵，跨海东征，直捣倭巢！剿灭匪类，擒其伪王，复我华夏声威，令其世世代代，俯首称臣！”

“即便不即刻发大军，亦当遣使严词质问，限其按期交出凶手、赔偿损失、上表请罪。若敢不从，再议征伐不迟！”

要求遣使问罪乃至兴兵讨伐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然而，一个现实而尴尬的问题摆在了所有人面前，如何与日本沟通？

一名老成持重的鸿胪寺官员出列，泼了一盆冷水，说道：“诸位同僚，义愤填膺，固然可嘉。然则……自我朝立国以来，与日本国官方交往几近于无。唐末之后，海路多阻，其国又内乱频仍，遣唐使早绝。近百年来，虽偶有商船往来，民间略有交通，然两国朝廷之间，并无常设使节，亦无固定文书往来渠道。如今倭寇为患，其国中情势如何？执政者为准？是否知晓乃至纵容海盗？皆属未知。即便要遣使问罪，这国书……该送往何处？交与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