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房里的答案
我用力走遍这座城的大街小巷，鞋跟敲过青石板路时会发出细碎的“嗒嗒”声，像在重复一句没说完的问话——你看，我又来寻了，这次会不会离父亲杨守业的过往更近一点？会不会找回那些被时光藏在街巷褶皱里的故事？
初春的风还带着点凉意，吹得巷口老槐树的枝条轻轻晃，我裹了裹衣领，继续往前走。路过卖早餐的铺子时，蒸笼里飘出的肉包香气裹着白雾漫过来，这味道太像多年前父亲送我上学的清晨。那时候天不亮他就起床，在煤炉上热两个肉包，自己啃一个冷馒头，却把热乎的肉包塞给我，说“快吃，别凉了，上课才有精神”。现在我总在早餐铺前多站一会儿，不是想买什么，只是想再闻闻这熟悉的香气，好像闻着闻着，就能看见父亲骑着那辆旧自行车，后座上坐着背着书包的我，车轮碾过晨光里的露水，留下一串“咯吱咯吱”的响。
走得久了，鞋底沾了些尘土，我在路边的石阶上坐下，看着来往的行人。不远处的老墙根下，几个老人凑在一起下棋，棋子落在棋盘上的“啪啪”声，让我想起父亲退休后，也总爱跟邻居在巷口下棋。他下棋时很认真，眉头皱着，手指捏着棋子半天不落下，输了也不恼，只笑着说“再来一局”。有一次我替他悔棋，他还板起脸说“下棋要讲规矩，做人也一样”，现在想起那句话，才明白他是在教我做事要踏实，不能投机取巧。
歇了一会儿，我又站起身，继续往“崔记花房”的方向走。之前问过街坊，说崔阿姨的花房还在老地方，只是周边的房子拆了又建，多了些陌生的商铺。我怕走岔路，每过一个路口都要多看几眼路牌，心里既期待又紧张——不知道崔阿姨还记不记得我，不知道她能告诉我多少关于父亲的事。毕竟，她是父亲的老同事、老领导，也是爷爷杨承祖在世时的常客，更是曾经当过老师的人，是少数几个既能懂父亲工作，又能看透人心的长辈。
终于，在踏遍无数条喧闹或寂静的街巷后，我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停住了脚步。那方“崔记花房”的木质招牌挂在院门上，边缘泛着磨损的痕迹，漆皮掉了几块，露出里面浅褐色的木头纹理，像老人脸上的皱纹，藏着岁月的故事。招牌下方的门缝里，能看见里面探出的月季枝条，粉的、红的花苞缀在上面，透着生气。我深吸一口气，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手指在拨号键上顿了顿，才按下那串记了很久的号码。
听筒里的忙音像鼓点，敲得人心慌，我捏着手机的指尖都有些发紧。连问了两遍“是崔阿姨吗”，才听见那头传来温和的应答，像春日里晒暖的棉絮，一下子把紧张的空气揉软了。“您在花房吗？”“我在呀，正洗衣服呢。”热络的语气裹着水声传来，我仿佛能看见崔阿姨坐在院子里的洗衣盆前，搓衣板“嘎吱嘎吱”地响，泡沫沾在她的袖口上。“想找您有点事”，我刚说完半句，就被崔阿姨一句“来吧，我在花房等你，院门没锁”打断，那股亲切劲儿，仿佛我们昨天才见过面，没有半点生分。
挂了电话，我推着停在路边的旧自行车往花房走。这辆自行车还是父亲当年骑过的，车架上的漆皮已经剥落，车座也换过一次，但我一直没舍得扔，总觉得骑着它，就能离父亲更近一点。车轱辘碾过石板路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像在跟着我一起盼，盼着快点见到崔阿姨，盼着听到更多关于父亲的往事。
刚推开花房的院门，就看见崔阿姨从屋里走出来。她穿着一件浅灰色的外套，袖口卷到小臂，手上还沾着没擦干净的水珠，显然是刚放下洗衣盆。她没涂一点粉黛，头发用一根黑色的皮筋简单扎在脑后，眼角眉梢带着岁月留下的淡淡纹路，但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成两道月牙，格外亲切。“你可算来了，快进来，外面风大。”她快步走过来，伸手接过我手里的自行车，把车停在院子角落的葡萄架下，又拍了拍我身上的尘土，“路上冷不冷？我看你穿得不多。”
“不冷，崔姨，走一路还热乎着呢。”我笑着回答。她拉着我的手往花房里走，掌心的温度很暖，带着洗衣液的清香，像小时候她拉着我去买糖时的感觉。“你们家人我都熟悉，你们那个晋柏村的人我也都熟！”刚进花房，崔阿姨就打开了话匣子，她拉我坐在靠窗的藤椅上，又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搪瓷杯，倒了杯温水递过来，“我是1974年4月10号上山下乡来的晋柏村，那天早上天还下着小雨，我背着个大包袱，跟着知青队的人一起下了火车，又坐了两个小时的拖拉机，才到村里。后来1978年12月份回的厂，算下来在晋柏村待了整整五年——这五年啊，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时光！”
她捧着杯子，指尖轻轻摩挲着杯沿，眼神里泛起了回忆的柔光：“那时候有父老乡亲的照顾，陈书记总给我们送自家种的蔬菜，你本家爷爷杨建国手把手教我们种地；还有田间地头的劳作，春天插稻秧，夏天割麦子，秋天掰玉米，冬天积肥，累是真累，可现在想起来，全是青春的味道。那是我们曾经鲜活的青春，是现在回头看满是念想的过往。后来我就到洛阳石化上班了，才算真正安定下来。”
小主，
我捧着温热的搪瓷杯，听她慢慢讲着，时不时点头应和。杯子上印着“劳动最光荣”的字样，漆已经掉了不少，一看就是用了很多年的老物件。“当时接待我们的是你们村的陈书记，高高瘦瘦的，说话特别温和，还帮我拎包袱呢。”崔阿姨皱着眉回想，“他叫……叫什么来着？我这记性，越老越不中用了。”“应该是我对门的姑父，他叫陈忠岭。”我立刻接话，生怕打断她的思绪。“哦！对对对对对！就是陈忠岭！”崔阿姨一拍大腿，眼里瞬间泛起光，像突然找到了丢失的宝贝，“我就说这名字耳熟！他儿子叫啥来着？我记得他有好几个娃，小时候总跟在我们知青后面跑。”
“有个儿子叫陈善峰，现在在村里开了个小卖部；还有陈庄，在镇上的建筑队干活；陈龙去年还跟我爸一起钓过鱼呢，最小的那个叫陈虎，现在在外地读大学。”我把知道的都告诉她，看着她连连点头的样子，心里也跟着高兴。“对对对，就是这几个娃！”崔阿姨笑着说，“那老书记人真不错，当时我们知青啥也不会，连锄头都握不好，他天天早上来青年队的院子里教我们，还跟队里说‘知青娃不容易，多照顾着点’。有一次我发烧，还是他让他媳妇给我煮了碗姜汤，喝完浑身都暖了。”
她喝了口温水，又接着说：“后来队里安排帮扶，具体对接我的就是你们老杨家的人——就是你本家爷爷杨建国，对吧？他当时是村里的生产队长，黑黝黝的，特别结实，干起活来像头牛。”“是呢，”我笑着点头，“我爷爷总跟我提，说当年带知青干活，最费劲的就是教你们分辨麦苗和韭菜，他说你们城里来的娃，连草和菜都分不清。”崔阿姨听了，忍不住笑出声，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盛开的菊花：“可不是嘛！当时我们跟豫剧《朝阳沟》里唱的一模一样，‘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不知道麦苗儿长得这么旺’，第一次下地锄草，把麦苗当草锄了好几棵，你爷爷气得直跺脚，又舍不得说我们，只能自己蹲在地里把麦苗重新栽上，还跟我们说‘没事，下次看准了再锄’。”
花房里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落在崔阿姨的身上，给她的头发镀上了一层浅金色。她身边的月季开得正好，粉的花瓣上沾着水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后来在你爷爷的带领下，我们慢慢学会了用锄头、用耙子，春天种玉米，夏天割麦子，秋天收红薯，冬天积肥，啥活都能干了。”崔阿姨的眼神飘向窗外，像是在回忆那些遥远的岁月，“那时候你爸守业才十七八岁，也跟着我们一起下地，他比我们能吃苦，天不亮就起来挑水，中午别人歇晌，他还在地里拾麦穗，你爷爷总说‘守业这娃，将来是个能扛事的’。”
我握着杯子的手紧了紧，轻声问：“崔姨，我爸那时候是不是特别瘦？我看他年轻时候的照片，脸尖尖的，眼神却特别亮。”“是挺瘦的，但特别精神！”崔阿姨说，“他那时候总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卷到胳膊肘，露出结实的小臂。有一次收麦子，我镰刀用得不好，割得又慢又费劲，还把手磨破了，你爸看见，二话不说就过来帮我割，还跟我说‘你歇会儿，我帮你割完’，他割麦子的速度特别快，一会儿就割完了一垄，汗顺着他的下巴往下滴，他都没顾上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