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要小心，”她恢复了刚才的冷静，“有事发微信。”

“丽姐也小心。”阿金说。

挂了。

阿金把耳机从耳朵上取下来，放在桌上。他拿起保温杯，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水。水已经凉了，但他不在乎。

他的视线回到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那根红色的曲线还在下降，下降的速度越来越慢了，像一个跑累了的人，在慢慢地停下来。

他点开了一个文件夹，里面有几份文件——一份是场地租赁合同，一份是发言稿，一份是新闻发布会流程表。

他打开了场地租赁合同，把日期从“今天下午两点”改成了“明天下午两点”，然后保存，关闭。

他打开了发言稿，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张怀仁的发言稿不长，不到两千字，但每一个字都经过精心打磨——什么时候该停顿，什么时候该提高音量，什么时候该降低声音，什么时候该看镜头，什么时候该看稿子，什么时候该把稿子放下，什么时候该拿起水杯喝水。每一个细节都有标注，像一个剧本。

他合上笔记本电脑，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的天色更暗了。夕阳已经沉到了地平线以下，只剩下最后一抹橘红色的光，在天边顽强地亮着，像一个不肯认输的人，在最后一刻还在挣扎。

远处的高楼开始亮灯了，一盏，两盏，三盏，像天上的星星一颗一颗地亮起来，从东到西，从近到远，整座城市正在从白天的灰色变成夜晚的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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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金站在窗前，看着这座城市。

他在想——明天下午，一切都会不一样。

他转过身，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喂，是我。”他说，“场地方那边，改到明天下午两点。理由就是设备故障，需要调试。其他的不变。”

电话那头应了一声——“明白。”

他挂了电话，把手机放进口袋。然后他走进里屋，敲了敲门。

门开了。张怀仁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灰色的T恤和黑色的运动裤，头发有些乱，眼睛下面有很重的黑眼圈，像一个好几天没睡好觉的人。

他的表情很平静——那种平静不是“我不在乎”的平静，是“我已经接受了”的平静。像一个被判了刑的人，知道了自己的刑期，知道了自己要坐多久的牢，知道了自己出狱之后的日子会是什么样子。

他接受了。不接受又能怎么样？反抗？逃跑？求饶？都没有用。不如接受。接受了，至少还能睡个好觉。

“张院长，”阿金说，“今天的发布会改到明天下午了。发言稿再看两遍，别紧张。到时候会有摄像机对着你，记者的提问范围我们都掌握，不会出意外。你只需要把稿子念好，回答几个准备好的问题，然后就可以走了。

机票已经订好了，发布会结束之后，有人送你去机场。你到了韩国之后，会有人接你。你老婆孩子在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