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果断不是天生的,是练出来的。在战场上,一个犹豫就是一条命。她见过太多因为犹豫而死的人。她不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你觉得呢?”袁丽反问了一句。这是她的习惯——在做决定之前,先听别人的意见。不是因为她不相信自己,是因为她想确认自己的想法是对的。一个人的想法再周全,也可能有盲区。多一个人看,就多一双眼睛,少一个盲区。
阿金想了想。他知道袁丽在等他给出一个真实的意见,不是奉承,不是迎合,是真实的、经过思考的、说出来之后他会承担责任的、像战友之间才会给对方的意见。
“要我说嘛,”他开口了,语速不快不慢,像一个人在走路,每一步都踩得很稳,“今天开的话有点急。韩振宇刚开完发布会,刚觉得局面稳住了,我们立刻给他第二波冲击,他会警惕。他会觉得——‘不对,事情没有结束,有人在针对我。’有了警惕,他就会提前做准备。提前做准备了,后面的冲击效果就会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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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停顿了一下,看了一眼笔记本电脑屏幕上那根还在下降的曲线。
“明日下午更好,”他说,“让他睡一觉,让他觉得自己赢了,让他把警惕放下,让他回到‘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的错觉里。然后我们再给他第二波冲击——这一锤,会比第一锤更重,因为他没有准备。没有准备的打击,才是最痛的。”
袁丽在电话那头笑了。那个笑声很短,很轻,像一个人在冬夜里呼出一口白气,白气在空气中飘了一会儿就散了,但你能感觉到它的温度,暖暖的,带着一种“我找到了一个同路人”的欣慰。
“英雄所见略同。”她说。
两个人都笑了。那个笑声不高,不大,不张扬,像两个人在一个很安静的咖啡馆里,说了一个只有彼此听得懂的笑话,然后同时笑了一下。
笑声在空气中飘了一会儿,就像那口白气一样,散了。但留下的暖意还在。
“我这就通知场地方,”阿金说,他的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下,“把场地改成明天下午三点。就说设备故障,需要调试。让韩振宇彻底放松警惕,再给他第二波冲击。”
“好。”袁丽的声音恢复了一本正经的冷静,像一个指挥官在确认最后一个细节,“但是,张怀仁的安全一定要保证。他是我们最重要的证人。如果他在发布会之前出任何事,我们的计划就全完了。”
“放心,”阿金的语气笃定得像在说一个不需要质疑的事实,“韩振宇一定找不到他。他现在不在任何他能找到的地方。他住的地方是安全的,有人二十四小时守着。他的一切活动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下。他安全,我们就安全。”
“那就好。”袁丽的声音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像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的味道。那块石头在她的心里压了很久了,从计划开始的第一天就压在那里,压得她有时候喘不过气来。
现在,它终于落了地,砸出一个坑,扬起的灰尘在空气中飘着。她不需要再担心它了。它可以放在那里,等她计划完成了再处理。
“小阳那边呢?”她问,声音变了一下——从刚才那种指挥官的冷静,变成了一种带着温度的东西。很细微,像风吹过湖面,你看到了涟漪,但你不确定风是从哪个方向吹来的。
“急不可耐。”阿金的声音里带着一种笑意,不是嘲笑,是那种“年轻人就是年轻人”的、带着一点点无奈的、又带着一点点欣赏的笑,“他每天问我三遍——‘什么时候可以出场?’我都快被他问烦了。但我知道他为什么急。他等了太久了。他觉得自己已经等了几个世纪了,再等下去,他怕自己会疯掉。”
“难为他了。”袁丽说,声音低了一些,像一个人在说一句只能让自己听见的话。她想起了陈小阳——那个她第一次见到时才十几岁的男孩,瘦瘦的,黑黑的,眼睛里有一种她从未在其他人身上见过的东西。
不是恐惧,不是悲伤,不是绝望,是一种“我知道我活下来了”的庆幸。从那天起,他就认定她了。
从少年到青年,从战士到间谍,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他把自己变成了她需要的样子,因为他想还她。因为他记得她救了他。
因为他觉得,他的命是她的。她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是看到一个被拐卖的孩子,可怜,想帮他。但她帮了他之后,他就认定她了。认定了一辈子。
当然,袁丽当时告诉陈小阳的名字是“翁兰”,所以陈小阳心中那个她不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