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先肯定对方出发点，继而话锋一转，“然，老大人所言‘利’字，恕晚辈不敢苟同。

新政所求之‘利’，非一己私利，乃天下公利，是仓廪实、衣食足之利，是边关宁、赋税丰之利，是百姓安居乐业、不再流离失所之利！

《尚书》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若连百姓温饱尚不能足，空谈诗书礼乐，岂非空中楼阁，画饼充饥？”

他逻辑清晰，步步推进：“至于考绩新法，重在‘实效’二字。

地方官员，牧守一方，首要之责便是保境安民，使民有所养，幼有所教，老有所依，讼狱得平，冤屈得申。

此非‘利’字可蔽，乃为官者之本分！新法鼓励官员兴修水利、劝课农桑、整顿治安、兴办乡学，此等‘实事’，难道不是最大的‘教化’？

难道不比空谈仁义、而境内饥民遍野、盗匪横行，更能彰显朝廷德政，更能稳固民心国本？”

司徒岸列举数年来新政推行后，各地上报的实实在在的数据：开垦荒地亩数、新建水利设施、新增学堂数量、人口增长、赋税增收、狱讼减少……一桩桩，一件件，铁证如山。

“至于祖宗法度，”司徒岸看向周昉，目光坦然，“祖宗立法，乃为保国安民。

时移世易，若旧法已不能解新困，不能惠民利国，徒具其形，反成桎梏，我等后世子孙，是应墨守成规，坐视积弊深重，江山倾颓；

还是应秉承祖宗‘以民为本’之心，审时度势，革故鼎新，使法度历久弥新，江山永固？请老大人明示！”

这一问，掷地有声，直指核心。

是僵化地维护“法度”的形式，还是继承其“利国利民”的精神实质？

周昉张了张嘴，想反驳，却发现司徒岸的每一句话都紧扣“民本”与“实效”，引用的也是圣人之言，逻辑严密，无懈可击。

他赖以立论的“义利之辩”、“祖宗法度”，在司徒岸列举的活生生的事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甚至有些……迂阔。

司徒岸并未咄咄逼人，语气反而缓和下来，带着一丝诚挚：“老大人，晚辈深知变革不易，触动甚广。

然我辈为臣，食君之禄，担君之忧，当思如何使社稷长安，百姓乐业。

新政或有不足，可不断完善，但其方向，乃是顺应时势，富民强国。

若固守陈规，无视民间疾苦，无视边疆危机，才是真正辜负先帝与陛下重托，辜负天下黎民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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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内一片寂静。

许多原本心中存疑的官员，此刻也陷入了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