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圣公,一切都好。谢圣公安置。”赵福金垂眼答道。
“那就好。”方腊点点头,起身走到书架旁,随手抽出一本书,翻了翻,又放回去,“我听韩冲说,你这段时间常去逛书肆,也买了些书?”
“是……民女闲来无事,读些闲书。”
“买的什么书?”
赵福金愣了一下,没想到他会问这个,但还是如实回答:“买了《梦溪笔谈》的新刻本,还有前朝韦苏州的诗集,还有一些杭州本地书局出的农书和工匠图谱……”
“农书?”方腊转过身,饶有兴趣地问,“你看农书?”
“只是……只是好奇。”赵福金有些窘迫,“民女见街市繁荣,田间农人劳作亦有章法,便想看看这其中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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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腊笑了,不是那种客套的笑,而是真的觉得有趣:“《齐民要术》看了?”
“正在看。”
“看到哪了?”
“水稻育秧篇。”
“有什么不明白的?”
赵福金彻底怔住了。她预想过很多种见面时的场景——质问、怜悯、威慑,甚至可能是轻浮的调笑。唯独没想过,这位刚刚打下江南、被宋廷斥为“巨寇”的圣公,会在一个夏夜的书房里,问她《齐民要术》哪里看不懂。
她抬起头,撞上方腊的目光。那目光平静,专注,似乎在认真等她回答。
鬼使神差地,她真的说了出来:“书中言,‘秧田宜择膏腴之地,耕耙再三,务令松细’。民女见城外农人育秧,却多在坡地瘠田,且耕耙似乎……似乎不及书中所述精细。”
方腊点点头,走回书案后坐下:“书是死的,地是活的。《齐民要术》成书于北朝,说的是北方旱地农法。江南水乡,地气潮湿,秧田若过于膏腴松软,反而容易烂根。坡地排水好,日照足,秧苗反而壮实。至于耕耙,江南多用曲辕犁,深耕不如北方,但碎土匀细,更适合水稻。”
他顿了顿,接着说:“你若真有兴趣,过几日我让人送几本农政司新编的《江南农事辑要》给你,那是这几年根据老农经验和实际耕作记录整理的,比古书实用。”
赵福金呆呆地听着,一时忘了惶恐,只剩下惊讶。
这个人……真的懂农事?
方腊似乎看出她的疑惑,笑了笑:“怎么,觉得奇怪?一个‘反贼’,不该只懂杀人放火?”
赵福金脸一红,急忙摇头:“民女不敢……”
“没什么不敢的。”方腊摆摆手,语气平淡,“我若不懂这些,手下几万张嘴吃什么?不懂这个,”他指了指书案上的地图和文书,“这杭州城几十万人,如何安顿?”
他站起身,走到东面墙的书架前,手指拂过一排书脊:“治国,说到底是治人。治人,先要让人吃饱穿暖,安居乐业。四书五经讲的是道理,但这些,”他拍了拍那些农书、工谱、账册,“讲的才是过日子。道理再好,日子过不下去,也是空的。”
赵福金顺着他的手指看去。那些书脊上的字,有些她能认出来:《营造法式》、《梓人遗制》、《熬波图》(制盐)、《糖霜谱》……甚至还有《兽医学》。
“圣公……博览群书。”她轻声说,这次是真心实意。
“不是博览,是不得不看。”方腊走回座位,“就像你现在,要看农书,是因为想知道这杭州城的百姓为什么能吃饱饭。我看这些,是因为我得让更多的人吃饱饭。”
他重新坐下,看着赵福金,眼神变得有些深远:“你从汴京来。你觉得,汴京和杭州,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赵福金心下一紧。这是个极其敏感的问题。她斟酌着词句:“汴京……繁华茂盛,人文荟萃。杭州……朝气蓬勃,民生安定。”
“说得好听。”方腊笑了,“换个说法:汴京是锦绣堆出来的,杭州是土里长出来的。”
他手指轻叩桌面:“汴京的繁华,靠的是举国之财,百万漕粮。离了这些,它什么都不是。杭州不一样,这里的每一寸繁华,都是这两年一点点从地里刨出来、从织机里织出来、从船里运出来的。它或许不如汴京艳丽,但它结实,它有根。”
赵福金沉默着。她无法反驳。她在汴京长大,见过元宵灯会那彻夜不熄的火树银花,见过金明池上龙舟竞渡的喧嚣,也见过父皇为了艮岳一块奇石而劳民伤财,见过蔡京府上夜宴倾倒的残羹冷炙能养活一巷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