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国相信，大多数工人是好的，是盼着厂子建起来、过上好日子的。

他要做的，就是把那些蛀虫挖出来，清理掉，让这片工地重新变得干净、明亮。

“走吧，”他对老郑说，“你先去安排卸货。材料到了，工期不能再耽误了。暗地里的事，我们悄悄进行。”

老郑走出工棚，融入夜色。

夜色深沉，江风裹着湿气灌进工棚。

王建国看着老郑消失在去仓库方向的黑暗中，独自在门口站了许久。那张“少管闲事，命要紧”的纸条，像块冰碴子硌在他心口，寒意丝丝缕缕渗开。

怕吗？有一点。

他不是钢筋铁骨，也有老婆孩子，有远在京城等着他平安信的父母。

但这点怕，很快就被更汹涌的东西压了下去——是愤怒，一种被阴沟里的老鼠龇着牙威胁的愤怒；是沉重，肩负着几百号人的指望和国家的任务，却差点被几只蛀虫从内部啃噬的沉重；更是一种必须把这事彻底挖干净、碾碎的责任感。

他回到桌前，就着昏黄的灯光，重新摊开老郑留下的材料。

侯德贵的供词、零散的出车记录、可疑的夜间出入登记……信息碎片一样散落着。

他点了一支烟，辛辣的烟雾吸入肺里，思路渐渐清晰。

工程不能停，人心不能乱，但藏在暗处的毒瘤，必须剜掉。

接下来的几天，工地上演着一出微妙的“双簧”。

表面看，一切似乎恢复了正常。

王建国主持召开了施工协调会，议题紧扣冷库管道安装的技术细节和因“内部纪律学习”导致的人手短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