帐内，康熙独自一人坐在御案后面，面前摊着一份奏折，正是费扬古从千里之外送来的八百里加急。

他已经看了整整一个时辰了。

奏折上的每一个字他都反复咀嚼过，甚至能够背诵下来。

费扬古的字迹一如既往地刚劲有力，但字里行间却透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据俘获之厄鲁特士兵巴图尔、孟和二人供述，噶尔丹已于三月十三日病死于阿茶阿穆塔台。二人所述细节详尽，相互印证，不似捏造……”

病死了。

噶尔丹居然病死了。

康熙想过无数次噶尔丹的结局：

一是走投无路，率部来降；

二是负隅顽抗，被清军擒获；

三是穷途末路，自尽身亡。

他唯独没有想到第四个可能——病死。

康熙放下奏折，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帐中很静，静得能听到烛火跳动的声音，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他忽然觉得有些恍惚，仿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噶尔丹，那个让他寝食难安了十几年的名字，那个让他数御驾亲征、调动数十万大军、耗费无数银钱的对手，就这样死了？

不是死在战场上，不是死在刀剑下，不是死在他康熙的手中，而是死在一场疾病里，死在一顶破旧的帐篷中，身边只有几个喇嘛和一个哭泣的女儿？

此时的康熙，竟然没有些许的畅快，反而觉得有些落寞。

一代枭雄、一个政敌、一个蒙古的活佛，落得如此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