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我从索邦大学毕业。

论文答辩那天，天气很好。巴黎难得有那样好的太阳，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切出一块一块的金色。答辩教室里坐着三位教授，我的导师坐在中间，头发全白了，蓝眼睛藏在厚眼镜片后面，像两潭深水。

我的论文题目是《侠与骑士,血与复仇 : 中式武侠小说与西方骑士文学的比较研究》。

写了五个月，用法语。从《天龙八部》到《亚瑟王之死》，从郭靖到兰斯洛特，从基督山伯爵到连城诀，从江湖道义到骑士精神。

我把那些在城西中学被窝里偷看金庸的夜晚，把我那段血与火的往事，把在索邦图书馆里啃古法语的艰辛，都揉进了这篇论文里。

骑士忠于领主，侠客忠于道义。骑士为荣誉而战，侠客为弱者拔刀。骑士的剑指向敌人，侠客的刀，有时候指向自己。

讲到一半，一个教授举手。

“任先生，”他说，“你的论文很精彩。但我想问一个题外话。”

“你在论文里写道：‘侠客的复仇，不是快意恩仇，而是自我放逐的开始。’”他看着我，“这个观点很有意思。能说说你是怎么想到的吗？”

我低下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我开口。

“因为我见过。”

教授们互相看了一眼。

我继续说：“我有一个朋友，他为兄弟报仇，杀了仇人。但仇人死了以后，他没有解脱，没有快意。他只是点了一根烟，然后发着呆，想着心事，等待着另一场复仇的到来。”

一个教授开玩笑地问：“你说的这个朋友是不是你自己？”

我也笑了，说：“当然不是，我是个文弱书生，怎么可能杀人。”

我顿了顿，又说：

“其实.....复仇不是终点。终点是活着的人，怎么继续活下去。”

我的导师轻轻点了点头。

那个教授又问：“那你觉得，什么是侠？”

我看着窗外。

窗外是巴黎的天，很蓝。但我脑子里闪过的，是枱州灰蒙蒙的街道。我说，“侠，不是武功有多高，不是杀了多少人。是在所有人都退的时候，有人往前站了一步。”

我想起张敦海最后那个大拇指。

想起陈成静静地坐在墙脚。

想起李大昭咬着格桑不肯松口。

“真正的侠，”我说，“是明知道结局注定失败，还是往前站那一步，为了心中的信念。”

答辩结束了，最后一位教授问完问题，合上文件夹，对我点了点头。三位教授低声交换了几句意见，然后导师站起来，宣布我通过。

“ félicitations。”

掌声稀稀落落，只有三个人。

我站在那里，忽然不知道该做什么。

导师走过来，握住我的手。

“任，”他说，“你的论文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东方。那些侠客，和我们的骑士，原来如此不同，又如此相似。”

我说：“谢谢您。”

他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东西。

“我有个建议，”他说，“留下来，跟我读博。你的研究方向可以继续深入，法语水平也够了，我可以帮你申请奖学金。”

我愣住了。

读博？

那是三到五年的事。继续读书，继续写论文，继续待在巴黎。留在拉丁区的小阁楼里，冬天裹着羽绒服敲键盘，夏天去塞纳河边散步。

然后成为一个学者，在大学里读书，教书，写书，直到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