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廿八，李老七案公开宣判后的第三天。

陆家寨寨墙根下，几个老寨民蹲在一起晒太阳，边抽烟袋边嘀咕。

“要我说，李老七判得太轻了！偷粮啊，那是要大家伙的命！就该砍头，以儆效尤！”

“可人家是为救闺女，情有可原嘛。你家没孩子？将心比心……”

“情是情，法是法！开了这个口子，以后谁都找理由偷，寨子还过不过了？”

“寨主不是说了嘛，规矩补上了，以后想偷也难。再说李老七要双倍赔，还得做苦工半年，不轻了。”

“啧，你们懂什么！我听说啊，是柳主事心软，在寨主面前求了情。女人嘛，心肠软……”

“放屁！那天公审我就在场，柳主事一板一眼念证据，哪点偏袒了？倒是沈教官，那脸黑的，恨不得当场就砍人。”

“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寨主定的事，咱们听着就是。反正粮食追回来了，规矩也严了，以后看好自家米缸就行。”

议论声不大，但在寨子里悄悄流传。有人赞成判决，有人觉得太轻，还有人揣测着高层的心思。

这种微妙的气氛，柳明漪感受到了。

下午，她去被服坊检查新一批皮甲的生产进度，几个女工看她的眼神有些躲闪。等她走远了，才隐约听到“就是她改的规矩”“心软”之类的词。

柳明漪没回头，径直走向统筹司。路上遇到沈元舟，这位老教官难得地主动跟她打招呼。

“柳主事，别往心里去。”沈元舟说，“底下人嚼舌根，正常。我带兵这么多年，每次军法处置，都有人说太严或太松。只要咱们自己心里有杆秤，对得起良心就行。”

“谢谢沈教官。”柳明漪笑了笑，“我只是在想，怎么让寨民真正理解咱们定规矩的用意，而不只是被动遵守。”

“难。”沈元舟摇头，“普通人只看结果：偷粮的没死，那就是规矩不严。他们不会去想什么‘动机’‘改过’这些弯弯绕。”

“所以得教育。”柳明漪说，“寨主说得对，规矩要深入人心，得靠一代人的教化。”

正说着，赵小五风风火火跑过来：“沈教官！柳主事！出事了！”

“又怎么了？”沈元舟皱眉。

“是……是田界纠纷。”赵小五喘着气，“寨子东头，老王家和老刘家，为了一垄地打起来了！老王说地是他的，老刘说当年分地时划错了，两家都找了人作证，闹到监察队。赵老四处理不了，请寨主示下呢！”

柳明漪和沈元舟对视一眼，立刻往寨子东头赶。

到现场时，已经围了几十号人。老王和老刘互相揪着衣领，脸红脖子粗，两家的婆娘在旁边哭骂，孩子们吓得哇哇哭。赵老四带着两个监察队员，急得满头大汗。

“都松开！”沈元舟一声吼，震得众人一静。

两人松开手，但还互相瞪着。老王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指着老刘：“沈教官，您评评理！这块地当年是我先开的荒，种了三年了！他老刘家今年非说是他们的，还把我种的苗给拔了！”

老刘也不示弱：“你放屁！当年分地时，陆寨主让柳主事量地划界，明明是从那棵老槐树往东三十步是我的，往西三十步是你的！你多占了五步！”

“谁说的！是从歪脖子树开始量的！”

“是老槐树！”

两人又要动手，沈元舟一瞪眼，都缩了回去。

柳明漪走上前：“都别吵。当年分地的记录，统筹司有存档。我去拿。”

她快步回统筹司，找到土地登记册。果然，东头这片地的划分记录很清楚：以老槐树为界标，向东三十步归刘家，向西三十步归王家。记录上有两家当家人按的手印，还有丈量人（柳明漪自己）的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