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来的伙计从不招揽生意，只是每天清晨和傍晚，准时将一个厚厚的油布包放在门口的石磨上。

赵嬷嬷每日去取，带回来的，是一叠叠厚重的卷宗。

每一封百姓的申诉状纸，都经过了天机阁的初步筛选和查证。

旁边必定附有一张小笺，用极其简练的笔触，注明涉案官吏的过往劣迹、家族裙带以及可能的突破口。

最上方，还有一个朱红的“查”字印，笔锋凌厉，是他亲手所批。

赵嬷嬷将这些分门别类，放在西厢房那几排新打造的“冤轴架”上，她起初还带着十二分的警惕，日日检查有无夹带私信，后来见他只做事不言语，便只剩下冷笑：“倒是学会借您的路，走他自己的道了。”

我却知道，他不是在走自己的道。

他是在用处理无穷无尽的公务，来填补他那颗被掏空了的、无处安放的心。

那个习惯了掌控一切的男人，如今只能在我划下的轨迹里，狼狈地寻找一丝一毫的存在感。

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天。

第三日清晨，天还蒙蒙亮，我被一阵急促的刨门声惊醒。

阿黄猛地冲进屋，嘴里叼着半截焦黑的布条，上面还带着未干的血迹。

它将布条放在我枕边，用鼻子焦急地拱着我的手。

我心中一凛，拿起来一看，那布料是东厂番役制服的一角，正是前阵子“灯笼案”中被定罪纵火的物证之一。

而在布条背面，一行用血写成的小字，在晨光中显得触目惊心：“娘娘救我，我在城北废窑”。

我立刻起身，一面命赵嬷嬷紧急召集商会的信使，以“补充灯会紧急灯料”为名义，暗中调集人手包围城北，一面自己披上外衣准备出门。

临行前，我的目光不经意地瞥过院角那棵老梅树。

只见树下新翻的土堆里，隐约露出了一角青色的布料——正是那晚他跪下后，被人群撕扯掉的斗篷碎片。

这个人，总以为沉默就是最好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