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名的“三十六营堡”是防御体系的骨干，城堡之间墩堡勾连，横截河套之口。

嘉靖时期，榆林镇的兵力部署与联防协作是其防御运作的关键。总兵、副总兵、游击将军等高级武官均驻札榆林镇。

下设分守参将，驻守东西路要害营堡。如神木堡、新安边营，构成分路防守体系。同时，游击将军所部则更侧重于机动策应。

作为延绥镇附近的总兵驻地和指挥中枢，榆林镇经过“三拓榆阳”三次大规模扩建，形成了北城、中城、南城的格局。城墙极为高大坚固，据载“底宽五丈，顶阔三丈，高三丈六尺”，其上建砖垛口，有逻城，并配置火炮，防御力强大。

嘉靖晚年任命的九边各重镇负责人，依然沿袭历朝历代的文臣节制武臣的安排。自大到小相互制约的品级大致可以分为：文巡抚都御史，武巡抚。文兵备道，武总兵官。文督饷郎中/主事，武游击将军等。其下文职还有知府、府同知、府通判、儒学教授、未入流的仓大使/仓副使、税课司大使。

因为土木堡事变的影响，榆林镇属于文武权势持平，武官隐隐有压制文官的迹象。

这种战时环境让冷啸有些满意，都在前线了，将军还要听从文臣、尤其是监军的调遣、钳制，他会跳脚骂娘的。

不过说起来，巡抚作为延绥镇/榆林镇的最高军政长官，过得日子真的还不如狗。嘉靖晚年的几任巡抚核心任务是筹措粮饷，稳定军心。在粮饷匮乏、饥荒频发、盗匪不绝、北寇侵略的背景下，他们需竭力维持边防运转，处境艰难。

总兵官们同样面临边患侵扰与内部粮荒的双重压力，其主要职责是督饬兵马，固守边墙。

嘉靖晚年南倭北寇，铲除严党要到嘉靖去世前一年。这一时期的九边重镇，可说是忧患远多于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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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防在粮饷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基本维持。依靠将士敢勇，榆林镇基本守住了防线，嘉靖晚年这段时期也涌现出一些有勇有谋的将领。击退一些中小规模的侵扰，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内地安全。

粮饷匮乏依然是痼疾：这是嘉靖晚年榆林镇最大的困境，也是前朝累积到现在的后遗症，九边之一的大同粮饷是从正德时期就开始拖欠的，为此还搞出了兵变。如《九边图论》所言，榆林者患在蒭粮，他非所计也。嘉靖四十五年左右，粮储危机已非常深重，甚至出现饿孚几万 的惨状，军士年年空腹，不得一饱，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与稳定性。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冷啸绝不会像嘉靖朝有良心的文臣武将一样，温良恭俭让，默默忍受，不懂变通。

原主有个霸气的武侠名，叫冷啸天。这名字他不喜，啸天吠月吗？

前些天，也就是清明前二天辰时。明军斥候突然传回敌情：蒙古鞑靼族可汗帐下一万铁骑北下掠民，已入边境将近二百里，祸患半月有余。

总督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军务巡抚都御史曾铣还在宁夏巡边。得到消息的巡抚老将王遴又惊、又急、又怒。

原因无非是粮草！如果按照嘉靖朝对榆林镇军队伙食的规定，真的还算不错——主食?：每日配给小米干饭一斗（约12斤），搭配蒸饼十个。副食?：盐菜一大盘，炒豆五升（作为应急干粮携带）。肉类供应?：每十日犒劳一次，每人可分得猪肉约一斤，并配发黄酒。这么一看有酒有肉、有主食有辅食，这些供应对比现代军粮来说，都算不上好吃，但绝对能够吃饱。

可惜，执行下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没有北寇骚扰的时候，榆林镇守军每日只食小米干饭一餐一斤，盐菜三两。莫说维持基本训练了，军士能不饿病倒就算不错了。可以说从嘉靖嘴里传出的圣旨，到达九边各重镇军中，这一路自上而下不单是严党扒皮，其中还有各级武将的吸血，层层盘剥、不断递减……

鞑靼大军一路烧杀劫掠，身为朝廷、民众报以厚望的榆林镇守军，如果坚守不出只会引发两个结果：一、要么鞑靼会先调兵围困榆林镇，再集结大军进逼燕京。届时嘉靖和满朝文武饶不了他王遴，民心、军心还会大损；二、要么任由鞑靼大肆抢掠一番扬长而去，到时嘉靖和满朝文武依旧饶不了他，民心、军心还是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