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兵或可择地施行，办团则宜全面推广。当以肃清本境土匪、杜绝内外勾结为第一要务。于是特设审案局，与乡民约定：凡缉获捆送天地会匪、传教邪匪及抢劫要犯至局者，立即明正典刑。先后处决二百余人，多半由乡绅耆老擒获。国藩因此博得严猛之声，而地方渐趋安靖。初至省城时，即呈奏请旨训练乡勇以清剿土匪，实则是效法三年蓄艾之理，暗养精锐之师为将来讨平逆贼预作准备。
恰逢张石翁招募湘勇千人抵达省城，便日日加以操练，分为三营：中营由罗教谕统领，前番驰援江西，剿平安福贼寇的便是此营；左营由王县丞统领，在衡山、桂东、兴宁屡建战功的即是该部；右营由监生邹寿璋统领，现今驻守浏阳关隘的正是此营。
此三营皆久经操练，临事可堪倚重。趁练兵之便，常与塔将商议抽调城中官兵一并演武操练。四五月间官兵与乡勇会操，军容竟显整肃，不时给予薄赏以示激励，意在激发将士忠君敬长之志，革除骄惰疲沓之风。塔将独能勤勉奋发，故而深得器重；而清副将却为湘中军民所共弃，兼之耽于逸乐不理军务，遂渐生厌恶。由此清将对塔将积怨甚深，嫉恨刻骨。
六月初提督来省城，便对他吹毛求疵，百般挑唆构陷。于是文武不和、兵勇不睦的迹象，逐渐形成。我认为这是非颠倒、善恶不分，实在违背众人意愿，为保全塔将而弹劾清将。
恰逢张石翁保举塔将、弹劾清将的奏折同时呈递，可谓不谋而合。石翁又发来公文，严厉责问塔将为何不操练军队。提督便怀疑石翁与我合力排挤他，且行事不留余地。这般猜度全属私心揣测，绝非出于公忠体国之道，还请吾师明察。石翁之公忠操守自不待言，即便如我这般，又岂会如此狭隘浅薄？平日恪守的忠信光明之道，竟不能取信于人，唯有内心惭愧罢了。
七月十三日，湘勇操练试枪时误伤提标营一名长夫。标营官兵竟执旗吹号，携带军火器械至城外校场，欲寻湘勇械斗。我认为湘勇籍贯湘乡，长夫籍贯常德，此事涉及地域嫌疑，便将涉事湘勇押送城头，当众责打二百军棍，而对彼方官兵未予追究，意在克己以平息众怒。八月初四，永顺兵与辰勇因赌博细故，再度执旗吹号，下城寻衅斗殴。
我因他们屡次内斗，担忧将来无力抵御贼寇，决意按军法惩治。咨文刚刚发出，便发生初六夜间的暴乱，馆舍遭毁，门丁受伤。我本欲据实奏报朝廷，但想到身为臣子不能为国家平定祸乱，反以琐事烦扰圣听，私下甚觉不妥；若隐忍驻留长沙，则平日借虚名震慑匪类，一旦威势受损，宵小之徒必将恣意妄为，恐难维持始终如一的态度。故而决定转移驻地，急赴衡州，因二月间曾奏明衡州、永州、郴州、桂阳一带匪患猖獗，原拟将来在衡州驻守数月。
面对粤地匪徒如此猖獗行径，天地神灵与世间百姓皆为之愤慨。我虽才智平庸且暂处闲职，却未尝有片刻忘却剿灭贼寇之大业。每念及当今用兵之弊——东境抽调五十，西陲征调百人，士卒间互不相识，将领间心存芥蒂，得胜则互相猜忌，败北则见死不救，如此用兵绝无成功之日。故有意编练万人新军，以此为肃清匪患之根基。日前曾分别致函江岷樵、王璞山二位，璞山回信所言竟与我心意暗合。现将往来书信一并抄录呈请尊览，吾师阅后当可体察学生心中微志。唯募捐筹款一事极其艰难，大业未必能速成，恳请吾师暂且秘而不宣，学生在此深表感激。
原本打算派遣厉伯符县令前往省城迎候，当面陈述详情，又担心您已经启程东行，因而详备书信禀告。言辞虽然繁复，尚不及心中所虑之百分之一。
与张石卿制军 咸丰三年
收到您的书信，未能及时答复。近日听闻您调任山东，窃以为此番近畿要地，正需借重您的深远谋略坐镇海岱。只是两湖吏治方见整饬之效，军政渐有起色，骤然移师东征，不仅文武诸事初立之规制恐难延续，南北士民亦顿失倚仗。我今年以来经办诸事，多涉嫌逾越职权限界，皆因时局艰难，但凡利国益民之举，即便遭人非议亦毅然为之，但求稍纾困厄，挽狂澜于既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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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练乡勇之举别无他意，实因近来官兵在乡间时有骚扰行为，去年潮州勇丁更发生奸淫掳掠之事，导致民间流传谣言，竟称兵勇不如贼匪安分。我对这等言论深感痛心，唯恐民心一旦丧失便难以挽回，因而决心编练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做到秋毫无犯，以挽回民心、平息非议。每逢初三、初八操练之日，便集合众勇丁训导，反复讲解多达千百句话，只求他们做到不骚扰百姓。
自四月以后，间或命令塔将传唤营兵前来一同操练，其实不过是让武官前来聆听我的训导。每次与这些官兵讲说，常常持续一个多时辰。虽然不敢说如佛法能点化顽石，但确实愿以苦口婆心效仿杜鹃啼血。表面称为操练，实质重在训诫，听讲者颇为轻松，讲述者却极为劳神。如今各位将官俱在，皆具天良，可逐一复核查证。我之所以如此行事，是希望感化其中部分人，期盼他们不再骚扰百姓，以此洗刷兵勇不如贼匪的耻辱，略为改变武官纪律涣散的积习。
待到六月初，提督抵达省城，声称防堵期间不宜操练士兵，盛暑时节不应过度劳累，于是严厉斥责塔将，而偏袒清将。巡抚也疑心我不应插手军事事务。恰逢我与老兄有举荐塔将、弹劾清将的奏折同时呈递，而您那里又有公文斥责塔将为何不操练，提督便怀疑老兄与我合力排挤他，都是出于私心而非秉公尽忠。事实岂是如此？事实岂是如此？此后兵勇发生争执，我虽常秉持公正却往往压制勇丁而维护官兵，自问内心无私，可令众人明鉴。待到初六日突发兵变，有人议论说此事背后有人指使，有人说早已暗藏祸心，为何不预先防范。君子行事当依正道，岂肯以诡诈险恶之心与人争胜周旋？
我本以乡绅身份参与官务，全凭虚名震慑匪徒，一旦受挫，便让小人得以窥探虚实，恐难始终维持威信。因此抽身转移，暂驻衡州，只因二月曾上奏提及湘南四属县土匪猖獗，请求将来驻守衡州数月。抵达未满十日，茶陵、安仁便相继失守，这两地距衡州较近，离长沙稍远。我奏章中早虑及此，曾言吉安土匪恐怕被江西官军逼急后流窜至安仁、酃县一带，不幸言中。可见我来衡州并非全无裨益。
目前已派遣塔副将与王同知率领兵勇自北面进攻，王县丞及舍弟所辖兵勇自西面夹击，东南两路则令驻扎兴宁的湘勇包抄合围，未知能否近日内剿灭。不过这伙贼寇原是乌合之众，料想不足为虑。至于粤地贼寇的大局，若单靠各处零散兵力清剿，恐怕终究难以根除。在下有意训练万人规模的勇营，全数交由岷樵统辖，或许尚能指挥自如，不知尊见是否认同？现下粤贼竟已占据九江，田家镇的驻军不知果真能胜任防守？若贼势稍缓，您当即刻北上，此后相去愈远，再难会晤，依依别情，笔墨难尽。
与徐君青方伯 咸丰三年九月初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