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受的伤实在是太严重了，恐怕难以支撑下去。厂里给了我一些补偿金，除此之外，还有一份厂子改制前内部职工股的凭证，我把它放在这封信里一起寄给你了。

虽然这份凭证可能不值多少钱，但它代表着我最后的一点心意。”

“淑芬啊，你一定要收下它，然后用这笔钱去找一个好医生，好好治疗一下你的心病。

我后来听别人说，你总是睡不好觉，还经常一惊一乍的，我知道你心里那根弦一直都绷得很紧。”

“淑芬，听我一句劝吧，放下过去的那些事情吧，不要再让它们困扰你了。

你不能让那点怨气和委屈把自己的一辈子都困在里面啊。把那些不开心的事情都忘掉，让自己轻松一些，这样才能过得更好。”

“把那些烦恼都带到棺材里去，真的不值得啊！所以，淑芬，放下吧，都放下吧。”

信的最后几行，字迹已经虚浮无力，笔画断断续续，显然写信人已到了油尽灯枯之境：

“这辈子，认识一场，姐妹一场，有高兴的时候，也有挖挖瘩瘩的时候……都过去了。我不怨你，真的。你也……别怨自己了。好好活着，淑芬，替我……多看看这世上的太阳。秀……绝笔。”

最后那个签名，“秀”字只写了一半，墨水戛然而止，像一个未完的句点，带着无尽的遗憾和未尽的嘱托，永远地凝固在了泛黄的纸页上。

空气死寂。

殡仪馆特有的阴冷气息包裹着李国栋，他却感觉不到丝毫寒意，胸腔里翻涌着滚烫的岩浆，灼烧着他的五脏六腑。

他颤抖着拿起夹层里另一张泛黄的纸片。

那是一份印制粗糙的“红星纺织厂内部职工股股权凭证”，持有人姓名：张淑芬。转让方签名栏，是一个极其虚弱的、几乎无法辨认的“张秀”，日期就在她去世前一周。旁边盖着厂工会模糊的红章。

这张轻飘飘的纸片，承载着母亲临终前沉重的救赎与期望——希望它能帮助张淑芬“好好治病”。

然而，这迟来的歉意和微薄的补偿，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非但未能平息波澜，反而在张淑芬早已扭曲的心湖中，激起了怎样的滔天巨浪？

李国栋想起了张淑芬抽屉里那些来自不同医院的、疑点重重的心脑血管药瓶；

想起她时而清醒时而恍惚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