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或许多疑、或许苛刻、或许沉迷方术，但他牢牢掌控着这个帝国，他的意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是帝国的方向。
他对陈恪那种复杂的赏识与利用，本身就是陈恪早期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如今，距离嘉靖驾崩不过七年，这位先帝的“遗诏”和“托付”，在陈恪已取得实质性军事胜利的背景下，被重新提及、放大、演绎，其威力是惊人的。
它巧妙地将一场地方强藩对抗中枢的军事叛乱，包裹上了一层“遵先帝遗命、肃清朝纲、保护功臣”的华丽外衣，将陈恪从“逆贼”的位置，抬升到了“先帝政治遗嘱执行者”和“被迫反抗的忠臣”的道德高地。
这种精神层面的攻势，与战场上的节节胜利相互印证，产生了一种可怕的共振效应。
许多原本只是恐惧、观望、甚至暗中不满张居正专权却不敢言的人，内心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或许陈恪……并非全然无理？或许这朝廷，真的需要“清君侧”？
即便不公开表态，那种对朝廷能否抵挡住靖难军的怀疑，以及对陈恪“大义”名分的隐约认可，如同滴入清水中的墨汁，迅速晕染开来。
文渊阁，首辅值房。
张居正面前的紫檀木公案上，堆叠着如山般的文书——天津失陷的详细战报、蓟镇“遇敌即战、力有不逮”的辩解奏章、五城兵马司关于京城物价飞涨、流言四起的急报、锦衣卫和东厂密探关于“嘉靖遗诏”流言传播路径及影响的密函……
每一份，都压在他的心头，也灼烧着他的理智。
他原先的计划是从容调集各省勤王大军，在山东、河北的坚城要隘步步为营，利用大明广阔的纵深和资源优势，慢慢拖垮陈恪陆师主力，但在天津卫旗倒城陷的那一刻，就已经被砸得粉碎！
他算准了陆路的重重险阻，算准了漫长补给线的脆弱，甚至算准了陈恪可能的内部分化，但他唯独没有算准，或者说，严重低估了陈恪那支水师恐怖的远程投送能力和战略突然性，更没有算准陈恪敢如此孤注一掷，将主力置于海上，行此直捣黄龙的险招！
张居正的自信，第一次出现了如此明显的裂痕。
不是对最终胜利的信念动摇——他依然坚信，大明根基深厚，陈恪偏师悬远，难以持久——而是对他自己掌控局面能力的怀疑。
这种脱离掌控的感觉，让他极度不适，乃至愤怒。
可愤怒并没有太多的意义，目前的现状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山东、河南的兵马还在集结，湖广、四川的援军更是遥遥无期。
眼下，陈恪的两万虎狼之师就在四百里外的天津，虎视眈眈，其兵锋所指，下一个必然是通州！而通州之后……
“砰！”一声闷响，张居正的拳头砸在案上。
不能慌，决不能慌。
他是首辅，是帝国的定海神针，他若先乱了方寸，这北京城就真的完了。
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目光重新聚焦，扫过案头的文书，大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运转，分析着手中所剩无几的筹码。
京城内部的人心浮动、流言肆虐，眼下他已无暇也无力彻底弹压。
锦衣卫和东厂的人手早已撒了出去，抓了几个散布“妖言”的市井之徒，但杯水车薪，反而可能激化矛盾。
当务之急，是军事！
必须在通州挡住陈恪，挫其锐气，甚至……觅得战机，将其一举击溃！
只要一场实实在在的胜利，所有的恐慌和流言，都将不攻自破！
他的目光，落在了那份刚刚送达、还带着驿站风尘气息的兵部急报上——宣大总督方逢时，已亲率精锐步骑三万，兼程南下，前锋已过居庸关，不日即可抵达昌平！
方逢时！
张居正精神猛地一振，如同在无尽黑暗的沼泽中，看到了一束火光。
这是他的人，是他万历改元后，力排众议，亲自提拔到宣大总督要害位置上的心腹干将！
方逢时知兵，稳重而不乏锐气，在宣大整顿边备颇有成效，对朝廷，对他张居正，忠心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