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理由不充分。

是天津守军溃散，独木难支时？这倒是个理由，但也要看溃散到什么程度。

若只是小挫，就以此为由撤退，难免遭人诟病。

是战事惨烈，己方伤亡达到某个难以承受的程度时？

这个“难以承受”又该如何界定？打仗就是要死人的，只要最终能守住天津，伤亡再大，在朝廷看来也可能是值得的，甚至是“忠勇”的体现。

李魁和赵雄都不是王忬这种在官场修炼成精的老狐狸，但能做到参将、游击，统领数千精锐，自然也不是蠢人。

他们跟随王忬多年，深知这位老帅的为人处事风格——谨慎到近乎苛刻，从不把话说满，更不会留下任何可能授人以柄的明确指令。

他此刻这番机锋暗藏的话，绝非无的放矢。

两人迅速开动脑筋，揣摩着王忬的真意。

督帅快退休了，他不需要一场惨胜来增添功绩，更不需要一场可能导致他嫡系精锐损失殆尽、甚至把他卷入战败罪责的苦战。

但他也不能公开表现出畏战、避战，因为那会毁了他一世“忠勤谨慎”的清名，更可能被政敌抓住把柄，在如此敏感的时期，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督帅的真正意图，恐怕是：仗，要打；样子，要做足；但拼命，没必要。

要在“尽力作战”的表象下，巧妙地控制战斗的强度和节奏，既要让朝廷看到蓟镇援军“奋勇杀敌、浴血奋战”的忠诚，又要避免与俞家水师死磕，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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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战局确实不利，或者预料到死守会付出惨重代价，那么就要“审时度势”，在“事不可为”时，做出“保存实力”的“明智”选择。

这个选择，在外人看来，或许是因为敌我力量悬殊、或友军溃败、或战术需要等“正当理由”下的“不得已”后撤，而非畏敌怯战。

简而言之，就是既要表演忠诚，又要避免真的流太多血，尤其是流自己人的血。

在朝廷和陈恪之间，督帅不想把宝全押在任何一边，他要留有余地。

想到这里，李魁和赵雄背后都沁出了一层细汗。

这差事，比真刀真枪和俞大猷拼命，也轻松不了多少。

分寸的拿捏，火候的掌握，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

王忬将两人的神色变化尽收眼底，知道他们已明白了自己的意思，至少明白了大意。

他不再多言，只是又深深看了他们一眼，那眼神中有关切，有托付，更有一丝沉重的无奈。

“去吧。一路小心。天津之事……你们，见机行事。”王忬最后摆了摆手，语气恢复了平淡，仿佛只是寻常的出征叮嘱。

“末将……明白！”李魁和赵雄深吸一口气，郑重抱拳，不再多问，转身大步离去。

他们知道，督帅把最艰难的判断，交给了他们。

望着两人消失在门外的背影，王忬缓缓走回座位，颓然坐下。

书房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寂静得能听到自己有些沉重的心跳。

他何尝想如此？他何尝愿意在垂暮之年，还要行此等首鼠两端之事？

只是，时势逼人，由不得他不做最坏的打算，下最险的棋。

他快退休了，高官厚禄，勋爵荣耀，于他而言已到顶点，再难更进一步。

朝廷的褒奖、叙功，对他来说，吸引力已大不如前。

他更需要的是平安落地，是家族绵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