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你们这是去哪儿？没看见老爷我家田里等着用水吗？”赵乡绅拦住去路，脸色不善。

孙大停下脚步，不卑不亢地行了个礼：“赵老爷，俺们去县里，总督府招工修官道。”

“修什么官道！先把我家水车踩起来！”赵乡绅呵斥。

“赵老爷，往年是往年，今年是今年。”孙大抬起头，目光平静，“俺们签了总督府的工契，明天就要上工，误了工期要罚钱。您家的田，要么您找别人，要么……您看能不能等俺们下工回来，或者，您也按总督府的工钱，三十文一天，俺们跟管带所告个假，先给您干？”

“放肆！”赵乡绅气得浑身发抖，“你是我赵家的佃户！你的田是我赵家的！让你干点活，还敢跟我要钱？反了你了！”

“赵老爷，理不是这个理法。”孙大身边一个年轻人忍不住开口，“俺们佃您的田，交租子。可没签卖身契，农闲时俺们干啥，您管不着。总督府告示说了，只要是大明百姓，自愿报名，谁都行。您要不满意，今年的租子交完，这田……俺们不佃了行不？俺们去工地上干，一年挣的，兴许比种您这几亩地交完租剩下的还多！”

“你……你们……”赵乡绅指着这群往日里温顺如羊的佃户，手指哆嗦，话都说不利索。他身后的家丁想上前，却被对方更多青壮沉默而戒备的眼神逼了回来。这些汉子眼里，少了往日的畏缩，多了些以前没有的东西。

最终，赵乡绅只能眼睁睁看着孙大他们离开，气得回去就病了一场。

他家那几十亩田，最后还是花了比往年高一倍的价钱，才从更远的村子临时雇到人，勉强把水戽上。

类似的小摩擦，在各地时有发生。

有的地主试图阻挠佃户去报名，被闻讯赶来的“路工管带所”吏员或负责维持秩序的新军小队制止。

吏员拿着盖有总督府大印的文书，语气客气但态度强硬：“老人家，招募流民闲散以工代赈，乃是朝廷旨意，总督钧令。百姓自愿报名，合法合规，还请您行个方便，莫要阻挠国策。”

新军士兵则沉默地站在一旁，手按刀柄，眼神锐利。

面对这种组合，大多数地主只能敢怒不敢言。

也有地主试图竞争，咬着牙将短工工钱提到十五文、甚至二十文，并改善伙食。

这确实留住或吸引了一部分人。

但这意味着他们的经营成本大幅上升，利润被压缩，内心对陈恪的怨愤也达到了顶点。

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即使提了价，吸引力依然有限。

因为总督府那边不仅有工钱，还有“契约保障”、“医棚”、“申诉渠道”这些软性条件，以及一种难以言说的“身份感”

在那里干活，是“为国家修路”、“为特区建设出力”，虽然苦累，但似乎……和给老爷家修房子挖鱼塘，有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