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隐患，他并未完全言明。

这个隐患，或许连常乐这般精明的商人，在初期也未必能立刻看清，或者说，在巨大的利益和变革冲动面前，会有意无意地忽略。

那便是：如此庞大的、涵盖手工业乃至重工业的工厂集群一旦建成，它们生产出的海量商品——棉布、丝绸、瓷器、铁器、工具乃至日后可能出现的更多工业制成品——将销往何处？

东南五省的百姓，即使因为工厂获得工作，收入增加，其消费能力在短期内也是有限的。

传统的农业社会，对许多工业品的需求并非无限。

当产能疯狂提升，而内部市场吸收不及，便会出现可怕的“商品滞销”。

工厂停工，工人失业，前期投入的巨大资本血本无归，整个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进程可能瞬间崩塌，引发的社会动荡，将比粮食短缺更加恐怖。

这个问题，陈恪早已深思熟虑。

他之所以没有对常乐和盘托出，并非不信任，而是因为他心中已有答案，一个只有他这样拥有超越时代视野之人才能清晰把握的答案。

他的目光，再次投向墙上的海图，但这次，越过了南洋，投向了更遥远的西方。

答案在于海洋，在于这个刚刚被他用炮火重新划定秩序的巨大棋盘。

经过巴达维亚一战，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的势力土崩瓦解。

大明水师的威严，深深烙印在每一个南洋岛主和西洋商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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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欧罗巴的本土国家依然强大，但在这万里之外的远东贸易圈，大明已经重新夺回了无可争议的主导权。

佛郎机、西班牙、乃至正在崛起的英吉利，以及那些失去靠山的荷兰残商，他们想要获得来自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必须遵守大明制定的规则，用真金白银，或者大明指定的货物来交换。

这是一个近乎垄断的卖方市场。

欧罗巴人对中国商品的渴求，历经多年不减反增。

以往，这种贸易受限于海禁、倭患、走私和中间商的层层盘剥，利润被严重分割和流失。

如今，陈恪掌握了东南五省的军政大权和贸易主导权，他完全可以将这些工厂的产品，通过整合优化后的市舶体系，规模化、标准化地推向海外。

用机器生产和组织效率带来的成本优势，冲击那些还停留在手工业阶段的欧罗巴本土产业，换取巨额的贸易顺差——白银、黄金，以及橡胶、硫磺、硝石、优质木材、乃至新的技术图纸和人才。

这是对外的一环：用海外市场，消化初级工业化产生的庞大产能，攫取原始积累，并换取进一步发展所需的战略物资。

另一方面，对内，大明本身就是一个沉睡的巨人，一个拥有亿兆人口的庞大市场。

以往的困局在于，绝大多数人口被束缚在土地上，极端贫困，缺乏消费能力。

而他的工厂计划，如果成功，将逐步改变这一状况。

获得稳定工资的工人及其家庭，会开始产生对更多、更好生活用品的需求。

棉布不再仅仅是蔽体，可能追求更细的纱，更美的花色。

铁锅不再仅仅是煮饭，可能想要更轻便耐用的。

甚至，随着识字率的潜在提高，对纸张、书籍、简单文具的需求也会增长。

工厂生产出的商品，在满足海外需求的同时，可以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回流国内市场，改善百姓生活，进一步刺激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