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的效果立竿见影。补发的工钱和罚金迅速发放到受损工友手中，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上海的大街小巷、码头工坊。

与此同时，曹昆开始以其巨大的个人声望和影响力，全力推动“上海工友互助总会”的组建。

他不再躲在阴暗的堂口，而是走到工友们中间，用最朴实直白的话语，解释伯爷的新法，宣讲工会的作用：

“兄弟们！伯爷给咱们撑腰了！看到了吗？‘福昌号’的事，伯爷给咱们讨回了公道！以后哪个黑心东家再敢无故克扣工钱，咱们不用再抡拳头拼命了！咱们有工会！工会就是咱们的家，是咱们的靠山！受了委屈，来找工会，工会替咱们去跟东家理论，去府衙的仲裁庭告状！伯爷说了，官府给咱们做主！”

这番宣传，结合“福昌号”的鲜活案例，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

工友们发现，原来真的有一条路，可以不用流血拼命就能争取到应得的利益。

他们对官府的恐惧和疏离感，在曹昆这个“自己人”的桥梁作用和陈恪“说到做到”的威信加持下，开始冰雪消融。

短短半月时间，前往工会临时登记点报名入会的工友络绎不绝，几乎涵盖了码头、建筑、工坊、运输等各个主要行业，人数迅速逼近上海工人总数的一半。

一股新兴的、有组织的力量，正在上海的底层悄然凝聚。

陈恪在此期间，于府衙二堂非正式地接见过曹昆几次。

他仔细询问工会组建的进展、遇到的困难、工友们的反馈。

“伯爷放心，”曹昆拍着胸脯，虽仍显粗豪，但言语间已多了几分沉稳与条理，“章程都按您定的框框在弄，入会的兄弟们都登记造册。眼下最难的是识人。苦命人里，大多是好汉子，可也免不了有想混进来捞好处、或者别有用心的歪种。我曹昆别的不敢说，在这上海滩底层混了半辈子，谁是真老实，谁是滚刀肉，谁可能是别人安插的眼线，我这双招子还能辨出个七八分！”

陈恪赞许地点点头：“曹主席有心了。工会初立，根基未稳，尤需谨慎。宁缺毋滥，先把架子搭稳，核心人员必须绝对可靠。若遇棘手之事，或有人威逼利诱，可直接来报于我知。”

曹昆闻言，脸上横肉一抖，眼中闪过决绝之色：“伯爷信得过我曹昆，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我要是办砸了，捅出了娄子，不用伯爷您动手，我自个儿就把脑袋割下来，给伯爷谢罪！”

小主，

“言重了。”陈恪摆摆手，语气缓和，“你我同心，只为给工友们谋一条安稳的生路。放手去做，本官既是这条例的制定者，便是工会最大的后盾。”

有了陈恪的明确支持和信任，曹昆干得更起劲了。

他确实粗中有细，不仅严格审查入会人员，还着手在各大工坊、码头建立工会小组，选拔那些正直、有威望的工友担任组长，初步构建起了工会的组织网络。

同时，他开始组织一些简单的互助活动，如帮扶伤病工友家属，进一步凝聚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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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流转，转眼已至嘉靖三十九年的八月初。上海滩的暑热未消，但关于《工人权益法》和工会的热议，逐渐被另一件大事所取代——靖海伯爷亲口宣布，将于中秋前后举办的“格物究理”交流会，即将拉开序幕。

府衙书房内，陈恪翻看着徐渭送来的与会学者名单及筹备情况，目光沉静。

威廉·德·斯特根、利玛窦、马林·梅森等人这几个月与他频繁交流，早已心痒难耐，翘首以盼能与更多东方“隐士高人”切磋。

他们按照陈恪的暗示，此前也已写信回欧洲，尽可能召唤同好前来。

陈恪心知肚明，所谓的“隐士高人”自然是子虚乌有，这出戏需要他亲自导演兼主演。

但他心中已有周全计较。

他打算将这次交流会，不仅包装成东西方思想的碰撞，更要将其转化为一场展示大明形象的盛会。

眼前的工人权益法案顺利推行，工会初具雏形，解决了内部稳定的一块重要基石，让他能更从容地应对接下来的外交与文化戏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