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逻辑很简单。

既然陈恪是依据苦主的状纸抓人审案，那么，只要苦主不再告状，甚至主动改口，证明这是一场“误会”，那陈恪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关押徐崇右？

所谓“民不举，官不究”，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老规矩”。

届时，就算陈恪心有不甘，在没有苦主追诉的情况下，也只能无奈放人。

这样一来，他既不用向陈恪低头，又能救出儿子，还能向所有人证明：在上海，徐家的能量，依然不是区区一个知府的法令所能限制的。

这无疑是对陈恪权威最隐晦，却也最直接的挑衅。

徐陟并非想与陈恪全面开战，他只是在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试图“纠正”这个年轻知府“不切实际”的规矩，告诉他：这天下，还是他们这些世家大族说了算。

于是，在抵达上海的当晚，徐陟便派人暗中接触了以周福贵为首的几名状告徐崇右的商人。

他没有威逼，而是利诱。

徐家开出的条件极其优厚：不仅承诺数倍赔偿他们所有的损失，还暗示未来徐家在上海的生意，可以优先与他们合作，给予他们梦寐以求的进入徐家商业网络的机会。

同时，徐家的管家也软中带硬地提醒他们，徐阁老毕竟是当朝首辅，今日结个善缘，日后自有好处；若一味固执，纵然陈知府能护他们一时，难道还能护他们一世？得罪了徐家，将来在南直隶，只怕寸步难行。

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诱惑和隐形的压力，周福贵等人内心的天平迅速倾斜。

他们本就是小本经营的商人，求财而已，何曾想过要卷入这等高层的博弈？

当初状告徐崇右，是出于义愤和被逼无奈，加之对陈恪“青天”形象的信任。

如今，徐家主动服软，毕竟在他们看来，肯赔这么多钱已是服软，又给出如此诱人的前景，还能化解与徐家的仇怨……相比之下，继续坚持告状，不仅可能拿不到太多实际好处，反而会彻底得罪徐家这个庞然大物。

在现实利益和长久恐惧的权衡下，仅仅一天之后，周福贵等人便联名向上海府衙递上了一封新的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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