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她去一家连锁面包店做兼职的第一天。店长是个比她小五岁的年轻女孩，画着精致的妆容，看着黄莉那双因为长期抱孩子而变得粗糙的手，眼里闪过一丝嫌弃。

“动作快点，这些面包必须在八点前上架。”店长指着一箱沉重的面团。

黄莉咬着牙，弯下腰搬起箱子。那一刻，她感觉自己的腰椎像是要断了一样。剖腹产的刀口虽然已经愈合，但里面的肉偶尔还会隐隐作痛。

以前在加油站，她看着那些满身油污的工人，还会嫌弃地捂住鼻子。现在，她在这个充满香精味和奶油味的面包店里，觉得自己比那些工人还要卑微。

“那个，这一排没摆整齐，重摆！”店长的声音在耳边炸响。

黄莉低着头，默默地重新摆放面包。如果是以前，她早就把面包扔在对方脸上辞职不干了。但现在，她想到浩浩下个月要买的一罐进口奶粉，想到那个催债电话里恶狠狠的语气，她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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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马上好。”她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中午休息时间，只有半个小时。黄莉躲在店铺后面的仓库角落里，啃着店里卖剩下的、有些发硬的面包。她打开手机，看到朋友圈里以前那些闺蜜发的动态：有人在马尔代夫晒太阳，有人在高级餐厅吃法餐，有人抱怨新买的包包颜色不正。

她点开自己的朋友圈，上一条动态还停留在两年前，那是她生日时，父亲送给她的一辆红色跑车。那时候评论区全是羡慕和恭维。

现在，那辆车早就被抵债了。

她默默地关掉手机，眼眶发酸。父亲现在在外面给别人看大门，母亲在老家帮人做钟点工。一家人，散的散，穷的穷。

下午，意外发生了。

浩浩在托儿所（其实就是一个邻居大妈开的家庭托管）那边出了状况。大妈打来电话，说孩子一直哭，怎么哄都不行，好像发烧了。

黄莉疯了一样冲出面包店，连围裙都忘了摘。

“你去哪？还没到下班时间！”店长在后面喊。

“我孩子病了！”黄莉头也不回地跑。

赶到托管所时，浩浩哭得满脸通红，嗓子都哑了。黄莉抱起孩子，那股熟悉的、令人崩溃的哭声再次在耳边炸响。

去医院，挂号，排队，抽血。

医生说是病毒性感冒，有些发烧，没什么大事，开了点药。

但黄莉坐在医院冰冷的塑料椅上，看着手里的一百多块钱药费单子，竟然觉得这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她翻遍了钱包，发现自己刚才出门太急，忘了带现金，手机里的余额连支付这笔药费都不够——因为昨天刚把最后一点钱转给了大雷付水电费。

她尴尬地站在缴费窗口，后面的人催促着：“快点啊，没带手机吗？”

黄莉的手在颤抖，汗水顺着额头流下来。那种羞耻感，比破产那天还要强烈。那是作为一个母亲，连给孩子买药的钱都没有的羞耻。

最后，她是打电话给大雷，让他用微信转账过来才付清了费用。

回到家，已经是晚上八点。

出租屋里弥漫着一股霉味。浩浩吃了药，虽然退烧了，但依然黏人，非要黄莉抱着走来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