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

梁煊认识杨植的时候才八岁，也就是他被带回梁家的前一年。

那时杨植刚到南城读大学，租住在眠水街，成为了他的邻居。

他不知道对面是个什么人，只听人说他是玩乐队的，屋里每天半夜都会传来一阵嘈杂的乐声，被楼上楼下投诉过很多次。

那时保姆不留夜，梁煊也没人管，反正被吵醒了就去敲杨植的门，让他安静，或者被强制留下来听他讲那些所谓离经叛道的故事。

杨植是个很孤僻的人，或者说他们这种艺术家天生就有一股自命不凡的气质。

他白天和楼上的住户吵架，口不择言，脏得不能听，晚上抽着廉价的香烟和一个八岁破小孩谈理想，说诗词歌赋，幻想有朝一日能成为摇滚巨星，荣归故里，狠狠羞辱家里那些瞧不起他的亲戚。

梁煊年纪小，其实内心很麻木。他看不惯同龄人的一些弱智行为，可杨植却是为数不多愿意和他说这么多话的人，即便一点也听不懂，还狗屁不通，但他享受当一个人形录音笔。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三个月，没多久，他就因保姆辞职被梁征业领回了梁家。

直到现在，梁煊还记得离别那天的场景，昏暗潮湿的旧楼隔间，杨植郑重送给他一把吉他，竟然说谢谢陪伴。

几年过去，等他上中学时杨植已经大学毕业。乐队换了一波人，也步入正轨，总算在那个圈子混出了点知名度。

十二三岁的梁煊已经快忘记这号人，却在放学路上被他一眼认出，还莫名其妙被带到了一个庆功宴上吃饭。当时杨植搭他的肩给众人介绍，说是自己的忠实听众，特别崇拜他。

正叛逆期，梁煊对这话左耳进右耳出，连反驳都懒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