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就走了。”苏晚晴说，“六个小时后，我接到了他的死讯。”

她停顿了一下。我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呼吸声，像是一个人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吐出。

“那个女人我见过。”她说。

我的手指在手机壳上收紧了一下。

“三天前——不对，应该是四天前了——下午四点多，我从实验室出来，去主楼送一份报告。在一楼大厅，我看见一个女人从电梯里走出来，戴着黑色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她走路的姿势确实有一点不正常——左脚落地的时候比右脚轻，像是怕用力。我当时没多想，以为是哪个来办事的群众受了伤。”

“她长什么样？”

“没看清脸。”苏晚晴说，“帽檐压得太低了，而且她从我身边走过去的时候，一直低着头在看手机。我只看到了她的侧脸轮廓——颧骨不算高，下颌线条偏柔和。身高大约一米六出头，体型偏瘦。”

“穿着呢？”

“深色外套，牛仔裤，白色运动鞋。”苏晚晴顿了顿，“对了，她左手手腕上戴着一块表。我从她身边走过的时候扫到了一眼——表盘是深蓝色的，表带是金属的，不是常见的款。”

表。深蓝色表盘。金属表带。

“你能想起那块表的品牌吗？”

“太远了，看不清Logo。”苏晚晴说，“但我可以帮你画出来。”

“你还会画画？”

“法医的看家本领之一是伤情绘图。”她的语气里带着一丝几乎不可察觉的骄傲，“画一块表的轮廓，应该不在话下。”

“好。”我说，“你画完发给我。”

“还有别的事吗？”

“有。”我说，“你刚才说，方远死的那天晚上，在走廊里跟你说的那句话——‘有些真相不是挖出来的，是等出来的。’你确定这是他的原话？”

“确定。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句话不像是他会说的话。”苏晚晴说，“方远是个行动派，他从来不相信‘等’这个字。他挂在嘴边的话是‘证据不会自己走到你面前’。”

我握着手机，在夜风中站了几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