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场事故，”沈恪说，“第二个反应是，这证明了我一直以来的判断，对未成熟个体的放任会导致不可控的后果。我对自己说，你看，你是对的。”

他用“你”，不是“我”，怀瑾注意到了这个，这个人在用第二人称说自己。

“然后我开始整理资料，”沈恪说，“我想弄清楚她这一路做了什么，系统记录到了什么，她在每一个节点上是怎么判断、怎么反应的。我想证明这是一场冲动导致的失控。”

他把嘴闭上，停了两秒。

“我没有证明到，”他说，“我看见的是一个在持续学习、持续调整、持续和系统磨合的人，她不是在冲动，她在工作，她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成年接触者都更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能做什么，边界在哪。”

怀瑾把手机放在桌上，自己往椅背上靠了靠，绿色的指示灯还亮着，在桌角打了一小片光晕。

屋子里很安静，手机里沈恪的声音回荡在半空。

“我以为我在保护人类，”沈恪说，“实际上我是在恐惧未知，然后把那个恐惧包装成责任感，包装成科学严谨，包装成对他人的爱护。一个十六岁的孩子，用她的行动教会了我，真正的勇气不是拒绝未知，是带着敬畏走向它。”

说完这句话，他低了一下头，低头的时间很短，抬起来之后眼睛没有红，脸上也没有什么，就是平的。

但那个低头，怀瑾看见了。

就那么一下。

演讲没有结束，台下有人开始提问，摄像机切过去，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站起来，手里拿着一张纸，说话之前把嗓子清了一下。

怀瑾把画面调小，放在屏幕角落，自己往窗边走了几步，院子里没有风了，老槐树叶子不动，月光把影子压在地上，硬邦邦的一片，很实。

他想起怀瑜出发那天早上，沈恪的人来过一次，来的是个他不认识的、戴眼镜的中年女人，站在门口，说沈主任建议再推迟评估周期，她的措辞很客气，但意思是不建议这次出发。

怀瑜当时就站在那女人旁边，背着包，包带子调短了，两只手扣着肩带，听那女人说完，点了一下头，说：“谢谢沈主任的建议，我已经考虑过了。”

然后就出发了。

那女人站在门口，愣了一下，然后走了。

怀瑾那时候觉得妹妹这话说得很……完整，不是顶撞，是真的完整，她把沈恪的意见放进来了，放在“我已经考虑过了”之前，然后放进去，然后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