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还有副营长和李干事。门关着，窗帘拉着，气氛很严肃。

营长看着他：“说吧，从头说。”

王建军深吸一口气，开始讲。

从他接到妹妹的那份加密电报开始，讲他怎么向上级汇报，怎么请假回家，怎么在车站遇到妹妹，怎么回到王家庄看到那片废墟。

他讲母亲的腰伤，讲玉珍婶的哮喘，讲王猛被抓，讲赵刚的死。

他讲王老焉，讲吴为民，讲那个神秘的陈少。

他讲工地上的对峙，讲茶楼里的谈判，讲王老五被放出来，讲安居房的骗局。

他讲那些被克扣的救助金，讲那些按着红手印的证言，讲那些递上去却石沉大海的材料。

他讲李市长的施压，讲公安局的抓捕，讲审讯室里的威逼利诱。

他讲了很久，很久。讲到嗓子发干，讲到声音沙哑。讲到那些画面在脑海里一遍遍重放，讲到那些愤怒和委屈在心里一次次翻涌。

营长和副营长一直沉默地听着，脸色越来越沉，越来越难看。李干事飞快地在本子上记录着，手都写酸了，却不敢停下来。

当王建军讲到赵刚死的时候护着的那个背包，讲到里面的证据时，营长猛地站了起来。

“包呢？”他的声音都变了调。

王建军看着他：“在王猛手里。我让王猛保管着，没敢放在别处。”

营长点点头，又慢慢坐回去。

王建军继续讲，讲到最后，讲到他被抓，讲到审讯室里那八个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房间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营长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副营长低着头，拳头攥得死紧。李干事停下笔，看着王建军，眼眶发红。

不知过了多久，营长睁开眼睛。

他看着王建军，目光复杂得像一潭深水。

“建军，”他开口，声音沙哑，“你受苦了。”

王建军摇摇头：“营长，我不苦。苦的是我娘，是玉珍婶，是王家庄那些乡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