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有。简单改进我们自己来，涉及到核心部件的，我们提供需求，厂商研发改进。”张铭说，“我们和五家国产设备厂商建立了联合改进机制，每个月开一次技术对接会。”

“效果怎么样？”

“以光刻机为例，我们和上海微电子合作，把对准精度从±50纳米优化到了±30纳米。虽然离ASML的±5纳米还有差距，但对于特色工艺的大多数应用，已经足够了。”

刘副司长若有所思。

走出晶圆厂时，雨停了，天空露出浅浅的蓝色。

第二站是设计服务区。这里聚集了十一家设计公司，每家占一层或半层。刘副司长随机走进一家叫“创芯科技”的公司，创始人是个三十出头的海归博士。

“刘司长好，我叫李想。”年轻人有些紧张。

“不用拘束，我就是看看。”刘副司长环顾办公室，二十几个工位，白板上画满了电路图，“你们主要做什么产品？”

“5G小基站的射频前端芯片。”李想调出设计界面，“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一款功率放大器，用的是江州产线的氮化镓工艺。”

“为什么选择江州？”

“三个原因。”李想很快进入状态，“第一，响应快。我们有个技术问题，发邮件给台积电要等三天才有回复，在江州，张总工当天就带团队来讨论。第二，灵活。我们的设计有些特殊需求，大厂要求我们改设计适应他们的标准工艺，江州愿意为我们调整工艺参数。第三，成本。NRE费用只有大厂的三分之一。”

“技术上有差距吗？”

“有。”李想诚实地说，“比如噪声系数，我们做到0.8dB，国际先进水平是0.6dB。但对于我们的应用场景，0.8dB已经足够了。而且江州承诺，下一代工艺会优化到这个指标。”

刘副司长问了个很专业的问题：“你们的设计，能移植到其他产线吗？”

这个问题很敏感——如果设计能轻易移植，那企业对江州的依赖度就不高。

李想看了看陈默，得到点头示意后回答：“理论可以，但需要重新做工艺适配和验证，至少要六个月时间。实际上，我们已经和江州的工艺深度绑定，很多设计规则都是专门为他们的产线优化的。”

“所以是‘软锁定’？”

“可以这么说。”李想说，“但这不是坏事。就像我们用的EDA工具，从Cadence换到Synopsys也很麻烦，但只要工具好用，我们不会随便换。”

刘副司长点点头，没再追问。

第三站是科技文明溯源中心。虽然还在装修，但主体已经完工。刘所长亲自讲解，从古代青铜冶炼的“失蜡法”，到现代芯片制造的“光刻工艺”，墙上用时间轴把几千年的技术演进串联起来。

“这个创意很好。”刘副司长在一组展品前驻足——那是从江州本地出土的汉代铁器，旁边对应着现代功率器件的散热结构，“技术需要文脉，创新需要根基。”

“这是我们的一点尝试。”陈默说，“芯片产业太新、太快，从业者容易陷入技术细节，忘记技术最终是为人服务的。这个中心想提醒大家，任何时代的技术突破，都根植于特定的社会需求和文化土壤。”

刘副司长转过身，看着陈默：“所以你们搞产教融合、搞技术人文，不只是为了软实力建设，更是为了构建一个完整的创新生态？”

“是的。技术突破可以靠砸钱，但产业生态的培育需要时间，需要文化，需要一代人的成长。”

参观结束时，已经是下午四点。

回到会议室，热茶已经重新沏好。刘副司长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

“陈主任，今天看下来，我有三点感受。”他重新戴上眼镜，“第一，你们做的很扎实，不是花架子。第二，你们的模式有创新，特别是在服务中小企业方面。第三，你们思考的维度比较全面，不仅有技术、有商业，还有文化和教育。”

这是很高的评价。

但陈默知道，“但是”要来了。

“但是——”刘副司长果然话锋一转，“你们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陈默和班子成员交换了眼神。

“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把江州模式系统化、标准化，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陈默说，“我们现在还处在‘手艺’阶段——靠几个核心人员的经验和能力在运转。要变成‘工业’，需要建立标准流程、培养人才梯队、形成管理体系。”

“具体困难在哪里？”

“首先是人才。既懂技术又懂产业、既会研发又会服务的人才太少了。我们培养一个合格的工艺工程师要两年，培养一个能对接客户需求的技术经理要三年。”

“其次是资金。特色工艺的研发投入是持续的，但回报周期长。我们现在的现金流能支撑运营，但要快速扩张、要建设新平台，还需要更多投入。”